四、平城時代對中國佛教的重大貢獻

北魏定都平城的九十七年，是中國佛教成長壯大、方興未艾的關鍵時期。除了云岡石窟對于后世石窟建設、美術發展的影響之外，此間引進、形成、確立、鞏固的佛學思想，以及僧官體制、僧尼制度及寺院經濟模式，對后世佛教發展影響深遠。

一、佛教為統治者服務思想的確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講：“蓋釋迦在世，波斯匿王信奉三寶，經卷傳為美談。其后孔雀朝之阿輸迦，貴霜朝之迦膩色迦，光大教化，釋子推為盛事。”可見，佛教與政治聯姻由來已久?！陡斗ú匾蚓墏鳌酚?span style="margin:0px;padding:0px;outline:0px;max-width:100%;box-sizing:border-box !important;overflow-wrap:break-word !important;color:#000000;">迦那提婆在南天竺傳教時講：“樹不伐本，枝條難傾；人主不化，道豈流布？”這種依靠國王弘揚佛法的思想，遠早于釋道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感悟，應屬佛教傳統。然而，佛教傳入中華，漢魏以來有明確的法令限制，漢人不得為僧，朝廷不禮胡神。因此那些隨商旅而至的胡沙門，只能以江湖醫巫、打卦算命、祭神祈雨等方式，在民間緩慢傳播；佛教只能隱沒其助國興善的大智略，依托黃老、玄學而后行。這樣形同方術、潛移默化的過程，持續了三個多世紀，直到后趙石氏率先奉佛。佛圖澄是促成佛教與中原政權結合的第一人，《高僧傳》云“受業追游，常有數百，前后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焙筅w雖系短命王朝，中土佛教信仰卻從此蔚然成風。北魏法果在佛圖澄死后三十余年入道，其師承何人不詳，但傳習的不外乎佛圖澄教法。法果禮帝為佛的弘法思想，祖承佛圖澄經驗，契合釋道安名訓，明確了佛教為最高統治者服務的方針。所以，后來文成帝在復法詔書中，對如來功德予以充分肯定：“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正覺。”佛教因此被納入封建政治，成為中華王朝始終奉行的統治術之一。其帝佛合一思想，亦為后世佞佛帝王所因襲，武則天自謂彌勒下生，廣樹大像；明武宗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一脈相承。

二、僧官制度的形成與《僧制》的頒行。北魏道武帝任命法果“為道人統，綰攝僧徒”，是正史記載佛教設官之始，標志著中華佛教走出低迷，從此步入上層建筑。文成帝和平初年（460），改道人統為沙門統。大約當時由于京城僧侶既多，又設都維那，作為沙門都統之副貳。另外，在朝廷設立監福曹，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在州鎮、畿郡亦設僧統、維那，管轄屬地僧尼。其寺院仿效西域故事，設立維那、上座、寺主，所謂三綱。孝文帝時，受太和五年法秀謀反的影響，一方面加強僧籍管理，限制僧人游方，禁止私度僧尼；另一方面改監福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特別太和“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從法律上宣告了中國僧尼制度的誕生。這是迄今我們知曉的第一部國家頒行的僧尼法典，既不同于古印度阿育王石柱敕令，也不同于釋迦牟尼以來天竺僧團自行規定的戒律（傳至中華有五部律）。一則表明僧尼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正式獲得了國家的承認；二則表明這種承認是有條件的，必須服從國家法律。“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自今已后，眾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余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笨梢姡蔽荷嵬庾駠?，內奉戒律、僧制，享有一定的獨立權利。北魏平城時代確立的僧官、僧制模式，盡管今天我們尚未完全明晰，但其作為隋唐制度的淵源沒有疑義。

三、寺院經濟的誕生與獨立發展。印度佛教僧侶最初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沿街乞食與信徒施舍。大約后來隨佛教影響力的增長，寺院逐漸擁有了自己的依附人口和固定的經濟收入。北魏太武帝平涼州，僧眾被俘、遷徙于京師，生活必定經歷了一段艱難困苦時期。迨文成復法，京邑、地方紛紛造寺度僧，特別是武州山等石窟寺的開鑿，集中了大批的僧侶、工匠。如何解決僧人用糧、寺院用工，自然成為沙門統曇曜必須從長計議的問題。于是“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于儉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并許之。于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于州鎮矣。”按：僧祇，即僧尼大眾；僧祇戶，乃依附于僧眾的人戶；僧祇粟，即供養僧眾的粟米。佛圖戶，即寺戶，是專為佛寺僧眾提供雜役的奴婢，如同西域佛寺中的凈人。佛圖戶與僧祇戶、粟的出現，保障了北魏沙門佛事之需，是中國寺院經濟形成與獨立的標志。到在唐代，寺院、道觀依然有兩種賤民，一曰部曲，二曰奴婢，與北魏異名而同趣。這種新興的寺院經濟，憑仗著政治、經濟上的治外法權，從此成為中國地主莊園經濟的一種特殊形式，與封建社會相始終。

四、僧團政治核心的形成與傳承。魏晉特別是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漸趨成熟，無論是經、律、論三藏之學，還是僧尼的政治、經濟地位，都處于上升階段。北方重禪業，南方尚講經，弘法的方式雖有差異，但分別教派、擴張力量、追逐名利的情形卻是相同的。北魏太和中，坐禪的涼州僧與講經的徐州僧在平城相遇，可以說是南北佛教勢力首次大規模的交鋒。盡管我們現在對其詳情不甚明了，但完全可以想見，徐州高僧的后來者居上，對涼州舊僧形成的壓力，及其失落之感。學術之異，政治之爭，必然導致雙方的嚴重對立，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這場斗爭，從平城開始，以涼州系與徐州系劃分；遷都洛陽之后，以禪僧與講僧區別，一直延續至隋唐不息?！堵尻栙に{記》卷2載有一則故事：孝昌元年（525），崇真寺比丘惠凝死而復活，講述他在閻羅王處，看到閻王判禪誦僧升天堂，講經僧入黑門地獄。靈太后聞知后，“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源艘院?，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按：惠凝之說，蓋系坐禪派僧徒編造，以攻擊在政治上占有優勢的講經派僧徒。這無疑是孝文帝時代涼州僧團與徐州僧團斗爭的繼續。大體而言，從北魏到隋唐，雖政權屢經更迭，但統治主體始終為代北子孫和中原世族；佛教僧團雖互有消長，但上流師德依然應是涼州、徐州系統法脈。

五、武州山石窟寺譯經與《付法藏因緣傳》。十六國南北朝是佛經入華的第一高峰，長安、涼州、建康（今南京）、平城、洛陽等都城三寶興隆，譯經先后不斷?！夺尷现尽吩唬骸皶谊子峙c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據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等書記載，自文成帝和平三年（462）至孝文帝太和十年（486），沙門統曇曜于北臺石窟寺集諸僧眾翻譯經論，有《凈度三昧經》、《付法藏因緣傳》、《提謂波利經》、《雜寶藏經》、《大方廣菩薩十地經》、《方便心經》、《大吉義咒經》、《佛說稱揚諸佛功德經》等。其中，以曇曜與西域三藏吉迦夜共譯的《付法藏因緣傳》最具影響。該傳全面講述了印度佛教的弘法歷程，首次開列出釋迦、迦葉、阿難、商那和修、憂波毱多、提多迦、彌遮迦、佛陀難提、佛陀蜜多、脅比丘、富那奢、馬鳴、比羅、龍樹、迦那提婆、羅睺羅、僧伽難提、僧伽耶舍、鳩摩羅馱、阇夜多、婆修槃陀、摩奴羅、鶴勒那、夜奢、師子等印度佛主傳法世系。日本學者關野貞、常盤大定《山西云岡》（趙一德譯）講：“曇曜的付法藏精神，由隋代的靈裕完整地繼承下來，靈裕開的寶山石窟，在其內壁刻有世尊寂滅后傳法圣師二十四祖像，就是按《付法藏傳》二十四祖刻的，靈裕以后尚有許多繼承者?！蔽覀冋J為，曇曜《付法因緣傳》的翻譯，開啟了中國佛教祖師傳燈思想的先河，唐代以后各佛學宗派盛行的立祖傳宗方法淵源于茲。

六、《華嚴經》的開始盛行。云岡石窟的開鑿，是中國佛教思想體系漸臻完備的反映。關野貞、常盤大定講：“曇曜請求文成帝開鑿石窟五所，又是為太祖以下五帝而設，無庸置疑。這樣，五窟就含有五帝的靈廟的意義?！扔袝谊椎母斗ú鼐瘢灿形和跏覒曰诩白沸⒌膭訖C，這樣的因緣湊合，產生了千古的佛教藝術。而造像的指導思想，至少與佛傳以及法華、維摩、金光明、無量壽、彌勒等諸大乘經卷有關，華嚴的思想也是有的。”關于《華嚴經》在平城的傳播情況，《續高僧傳》卷29記載：“太和初年，代京閹官自慨刑余，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敕許之。乃赍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須盡生，復丈夫相，還狀奏聞。高祖信敬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于是大代之國《華嚴》一經，因斯轉盛。并見侯君素《旌異記》?！卑础度A嚴經》，沙門支法領從于闐攜歸胡本，420年天竺禪師佛馱跋陀羅于建康道場寺譯出。由于卷部浩大，半個多世紀傳宣無聞。平城佛教中心形成后，各地僧侶無遠而至，《華嚴》深經的研讀、傳講，遂為學術攻關項目，成為熱門學問。從此奠定了唐代以降華嚴宗與華嚴學興盛的基礎。

七、《四分律》的開講。南北朝時期，中華僧侶奉行的是《僧祇律》。唐道宣《續高僧傳》卷23論曰：“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逮及覆、聰，方開學肆?！駝t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自初開律，釋師號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贊疏六卷，但是長科。至于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棲隱，不暇旁求。魏末齊初，慧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再造文疏，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云，峰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帙，通號命家?！騻鞯烙跂|川，或稱言于南服。其中高第，無越魏都?！卑矗撼圜谡撝鳎负笄匾εd時誦出《四分律》的罽賓高僧佛陀耶舍；法聰、道覆，北魏孝文帝時平城律匠；跋陀，天竺僧人，初在平城別設禪林，鑿石為龕，后至洛陽，立少林寺；慧光，跋陀之徒。如此說來，《四分律》翻譯于后秦長安，始興于北魏平城，光大于北齊，普行于唐代。平城佛教在律藏方面的貢獻，顯而易見。

綜上所述，北魏平城時代中華佛教中心的形成與確立，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其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不可低估。至于平城佛教與藝術對高句麗、日本國的影響，也逐漸為世人所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