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云岡石窟開鑿的歷史因緣

云岡石窟位于大同城西十六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今十里河）北岸。北魏舊稱武州山石窟寺或代京靈巖寺。石窟倚山開鑿，東西綿延約一公里。現存大小窟龕254個，主要洞窟45座，造像51000余尊。石窟規模宏大，造像內容豐富，雕刻藝術精湛，形象生動感人，堪稱中華佛教藝術的巔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紀世界美術雕刻的最高水平。

關于云岡石窟的開鑿，《釋老志》記述如下：“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文中提及的武州塞，位于云岡石窟西崖之北，趙武靈王以來一直是由蒙古高原進入漢地的交通要塞。武州山砂巖結構，是西來佛徒熟悉的雕刻石料。曇曜建議開鑿的五所佛窟，即今云岡第16～20窟，學者謂之“曇曜五窟”。周一良《云岡石佛小記》曰：“惟曇曜在興安二年見帝后即開窟，抑為沙門統之后始建斯議，不可曉。要之，石窟之始開也，在興安二年（453）至和平元年（460）之八年間。”

曇曜五窟的開鑿，掀起了武州山石窟寺建設的熱潮。從文成帝開始，經獻文帝、馮太后，到孝文帝遷都，皇家經營約四十年，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開鑿。同時，云岡附近的鹿野苑石窟、青磁窯石窟、魯班窯石窟、吳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等，也相繼完成。期間，廣泛吸收民間資金，王公大臣、各地官吏、善男信女紛紛以個人、家族、邑社等形式參與石窟建造，或建一窟，或造一壁，或捐一龕，或施一軀，遂成就了武州山石窟寺的蔚然大觀。遷都之后，武州山石窟建設仍延續了三十年，直到正光五年（524）六鎮起義的戰鼓響起。

云岡石窟的誕生并非偶然，它是諸多歷史必然性的歸結。第一，禮帝為佛的新思維，是引領北魏佛教興盛的法寶。道武帝建都平城，“始作五級佛圖、耆阇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約此同時，任命趙郡（今河北趙縣）高僧法果為道人統，管攝僧徒。“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在此之前，西域胡僧入華，奉敬其佛，無須禮拜皇帝；而東晉十六國以后，出家漢人成為主流，原本是天子的臣民，現在變為釋迦門徒，因此沙門拜不拜皇帝？即是否承認和接受國家管理？成為南北佛教必須回答的問題。對此，隱居廬山的慧遠和尚著有《沙門不敬王者論》，代表了南方釋子的立場；法果的言行，則表明了北方僧人的態度。同為佛圖澄的再傳弟子，他倆選擇的方式截然相反，南北佛教所走的路也明顯不同。法果所言，雖涉阿諛，又似詭辯，汲取的卻是佛圖澄依國弘法、以術干政的成功經驗，遵循的竟是釋道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名訓。蓋佛教離不開人主，人主也需要神化。法果將帝佛合一，提出皇帝就是當今如來（活佛）的新理論，巧妙地將釋迦信徒轉回到天子門下，迎合了最高統治者的心理需求，使宗教行為上升為國家意志，從而奠定了北朝佛教鼎盛的基礎。后來的北魏僧統師賢為文成帝立像“令如帝身”，曇曜在武州山為五位皇祖開窟造像，實屬法果理論的再創造和付諸實施。武州山石窟寺因此列入皇家工程，成為幾代皇帝自建家廟的自覺行動。

第二，平城佛教中心的形成，使大規模像教建設成為可能。從道武帝建國，到太武帝結束北方群雄割據的局面，北魏推行的掠奪與徙民政策，使平城這座昔日的邊陲小縣迅速躍升為北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隨后對西域的征服，又將平城推向東方國際大都市的新高峰。在各國各地貴族官僚、儒道沙門、能工巧匠、租賦商販、金銀財富匯聚平城的同時，佛教信仰也日益升溫。特別是太延五年（439）滅北涼，《釋老志》稱：“涼州自張軌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于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涼州（治姑臧，今甘肅武威）所轄河西走廊，自古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也是西域胡僧進入中土的第一站；四世紀初，張軌任涼州刺史，河西奉佛已成民風。417年，東晉大將劉裕攻滅姚氏后秦，長安僧眾奔逃四散，河西佛教遂為中華一枝獨秀。太武帝徙涼州吏民三萬戶（包括參與守城被俘的三千僧人）于京城，如同河西佛教整體搬遷，平城隨即成為中華佛教的新中心。曾經目睹天竺、西域佛事，參與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等河隴石窟開鑿、禪修的涼州僧匠，成為未來平城佛寺與石窟寺建設的主力。

第三，太武帝滅佛，從反方向刺激了北魏佛教的迅猛發展。涼州僧團的東遷，在促成平城佛教驟盛的同時，也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佛道之爭。受嵩山道士寇謙之、司徒崔浩的影響，太武帝于真君七年（446）詔令滅法。一時間，北魏民間“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然而，毀之愈烈，求之彌切。興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濬即位甫爾，在群臣的請求下，宣令復法。“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毀，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爍，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泐。又慮像小可鑿而去，徑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朱彝尊《云岡石佛記》）。于是乎，曇曜五佛應運而出。

第四，追仿釋迦鹿苑舊事，再造東方佛教圣地。鹿苑，全稱鹿野苑，即釋迦牟尼“初轉法輪”的說法成道處，在今印度貝拿勒斯城郊。北魏鹿苑，在平城皇宮北，道武帝天興二年（399）起筑，“東包白登，屬之西山”（《魏書·高車傳》）。苑之西山，道武帝時，封山禁樵；明元帝拓跋嗣時，奉武州山為神山，筑壇祭祀；太武帝平定涼州以后，逐漸成為西來沙門采石雕佛、開窟修禪之所。于是平城鹿苑與印度鹿苑，在涼州僧眾的心目中自然成雙，產生共鳴。特別是曇曜五佛的橫空出世，極大地鼓舞了年輕的獻文帝拓跋弘，堅定了他追仿西天勝跡，建立東方鹿野苑的信心。高允《鹿苑賦》云：“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叡；追鹿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于已永，曠千載而有寄。于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疏百尋而直上；絙飛梁于浮柱，列荷華于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途迥。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武州山石窟寺建設全面展開。

第五，西風東漸，共鑄輝煌。北魏對西域的征服，直接迎來了我國歷史上第二次東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為絲綢之路東端的大都會，平城迅速成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印度石窟造像之風，經由新疆，波及河西、關隴，至平城而特盛，進而流布中華。武州山石窟的創作，最初是涼州僧匠帶來了西域風格的佛教造像藝術，然后是古印度、師子國、西域諸國的胡沙門帶著佛經、佛像和畫本，隨商隊、使團而至，再后是曇曜建議征集全國各地的寶像于京師，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岡佛事。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藝匠精工，共同設計、共同制作，創造出云岡石窟一座座曠世無雙的佛國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