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玉成、杭侃、王邦維、張慶捷…各界專家共話“云岡學”未來

【編者按】云岡石窟開鑿于公元460年，歷經60余年雕刻完成。云岡石窟是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第一次由國家主持開鑿的大型石窟建造工程，是研究古代歷史、佛教美術、音樂、建筑等的重要實物資料。

近代對于云岡的研究，始于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出版的16卷32版的《云岡石窟》。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時發現《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文，并于1956年發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此后，陸續發表了《云岡石窟分期試論》、《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等文章，揭開了云岡研究的新篇章。

進入新世紀，《云岡石窟編年史》、《云岡石窟全集》等學術著作相繼問世，廓清了歷史上的諸多疑問，為人才、學術、技術等方面建立了雄厚的基石。

2021年2月19日，一個以一體推進云岡石窟保護和“云岡學”研究為時代使命和歷史責任的研究院正式掛牌，命名為云岡研究院。

云岡學包含了哪些內容？ “云岡學”的未來又應何去何從？6月1日，“中國與世界”云岡學研討會在大同舉行，東方文化研究、佛學考古、吳哥窟文物保護等各界專家齊聚大同，共話“云岡學”。

6月1日，“中國與世界”云岡學研討會在大同舉行。

圖為研討會現場

云岡研究院院長杭侃研討會發言

我到云岡工作還是有一點想法，其實現在山西一直在講轉型，最好的轉型我覺得是利用好文化遺產。山西確實是資源太好了，但是現在確實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所以我也是想借這個機會，將來能夠把云岡學打造成文化的發動機，希望借此也能把大同也打造成特區。

這次展覽的主題是“中國與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岡石窟及云岡研究院的考古、研究現狀。

在中國部分，主要圍繞云岡石窟1993年和2011年所獲得兩次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展開，因為大家知道在考古界，進入十大考古新發現是非常難的，也只有云岡石窟拿了兩次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同時做了一個主持開鑿云岡第一期的高僧曇曜的展覽，和龍門石窟研究院合作舉辦了“從平城到洛陽的魏碑流變”為主題的展覽。

在世界部分我們舉辦了三個展覽：一個是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支持下，舉辦了吳哥窟主題展，因為吳哥窟是中國第一個大型的援助國外文物保護項目，一個是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意大利地中海與東方學研究會的支持下，舉辦的斯瓦特地區的考古展；一個是在武漢共享遺產研究會的支持下，舉辦了世界遺產申報預備名單，“萬里茶道：從朝貢到商貿，以茶為媒的千年對話”展。

另外在克孜爾石窟研究所的支持下，舉辦了“絲路精魂——古代龜茲石窟壁畫攝影藝術展”，這樣我們今天看到的是8個主題的系列的朋友來自四面八方，這個展覽能夠辦成，非常感謝各方的大力支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慶捷研討會致辭

云岡學在這一年的成績很大，首先，各單位組織架構上有了新變化，山西大學和大同大學都成立了云岡學學院和云岡學文化研究中心。許多課題也都報了出來。前不久，關于“云岡學”，大同大學報了58個課題，校內給的資助都是圍繞云岡學的，有社會科學、理工科等多學科合作的形式。

這次展覽的主題是“中國與世界”，從云岡來講，確實如此。因為云岡石窟文化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它首先來源于其他國家，在中國落地生根，其影響也遠播他地，形成“云岡模式”。云岡石窟不僅是新疆以東最大的石窟，其影響也輻射全國各地，包括敦煌也受到云岡模式的影響。

云岡學至少有以下幾大核心部分：

第一是云岡石窟本身，形成了哪些文化，佛像、洞、龕、紋飾，藝術宗教思想等都值得研究，是核心中的核心。“云岡學”離不開云岡石窟。

第二個是宿白先生提到的“云岡模式”的影響。就北方來講，特別是山西，云岡石窟是第一個石窟，山西北部發現了一二十個石窟，唐宋以來的石窟有200多個。那么這些石窟是如何受到了影響？我認為，它的傳播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平城（大同古稱）到洛陽，在這條道路上陸續存在很多石窟，當時的交通路線也是文化傳播路線；第二條是平城到晉陽到鄴城，這個沿途有南線有北線，無論從哪條線上看，每個線都有很多石窟。在這中間有許多變化。從洞窟的形制到佛像的特征都發生許多變化，這是云岡模式的影響，隨著時代、地域不同在逐漸發生變化。

第三個，云岡學受到中國特別是平城地區佛教思想的影響。在云岡石窟之前，佛教的影響對象主要是平城，所以出現了拜帝王就是拜如來，沒有這種思想的影響力，就不可能出現這種現象。

第四個，平城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方面對云岡石窟的影響也非常大。云岡石窟的盛衰發展變化的源頭在平城的社會圈和朝廷。

第五個，北朝時期的歷史文化。許多洞窟都反映了北魏時期的文化。因此，要想做好“云岡學”，就必須研究北魏時期的文化。

云岡研究院研究員王恒研討會致辭

應該說，云岡在歷史、藝術上都是很輝煌的一筆。 云岡石窟的核心無疑是洞窟、圖像、雕刻，而不管是哪一核心部分，都堪稱“中西合璧大云岡”。

云岡傳統在“改梵為夏”后，并非沒有國外的文化元素。如在第9窟廡殿頂下邊是科林斯塔柱支撐，是西域文化跟中國文化的融合。第9窟窟門從外往里看，是中國的過梁式窟門，里面往外看是中國傳統的栱形窟門，這個創新，后來晚期沒有繼承，晚期的洞窟既有過梁式方形窟門，也有栱形窟門。云岡石窟發展進入中期后，外來的藝術、建筑形式逐漸增多，數量比早期的還要多得多，而中國的因素也是多得多。這在佛像衣飾、窟門屋檐走向都有所體現。

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第18窟的人物造像中，東方面孔與西方面孔交叉分布，并不是說有你沒我，大家都一塊在融合。還有金剛像，很多學者認為是胡人的形象，從12窟至30窟，金剛像面孔五官依舊那么兇悍，卻有菩薩裝。而窟內東方面孔的和端莊的五官的頭上有羽冠，這羽冠來自于西方。

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王邦維

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王邦維做了題為《我對云岡學的理解》的發言。他說，云岡學是個新概念，對云岡學的研究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物質層面，看得見的石窟造像的細節、石窟本身，造像本身，雖然造像研究在三代考古人的努力下已經卓有成效，但還要繼續出版考古報告，需要做進一步的測量，保護，用新的技術數碼技術對它進行研究。二是從精神、文化、信仰、社會政治意義層面來討論云岡石窟和云岡學研究的意義及其內涵。要有歷史的視野、文化的視野、民族文化交流的視野，國際文化交流的視野例如中國與印度、中國與中亞地區、中國內地與新疆地區等的交流的視野，多重視野來考慮這個問題。這個意義來講平城時期是個特殊的時代，對于云岡石窟的意義很重要，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也很重要。

從這兩個層面來說，我認為，云岡學的研究應該有歷史的思路，要有文化的格局。一方面，在中國歷史上，平城時期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對于中史的研究很重要。因為云岡石窟是平城時期留下來的具有宗教含義的物質載體，而平城時期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在北魏從平城遷都洛陽的97年間，平城一度成為中國北方的重要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也可以說一度是國際交流的一個中心。它所形成的制度文化，思想理念，文化形態，對于后來的中國歷史有十分深遠的影響。

如在北魏的后繼朝代西魏、東魏，乃至隋唐，不管是血統方面，還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都有北魏元素。這是有歷史根據的。

第一點，石窟的開鑿是從平城開始的，佛教與政治之間的深度合作是在北魏曇曜時期開始的。中國最有名的四大窟，最先開鑿的就是云岡石窟。當然這種開鑿是有政治動機的，是宗教團隊和最高政治統領間的互動，而這一點其實也受到了西域，尤其是犍陀羅地區當時的君王和政治、佛教信仰的結合的影響。

第二點，從曇曜時期開始，平城就形成了寺院經濟和國家賦稅系統結合起來的模式，這對后世尤其有深遠影響。

第三點，曇曜留存的歷史信息雖然不多，但其翻譯的經文里邊有幾點需要注意，有一些佛經是曇曜和一個西域來的和尚共同翻譯的。他提出佛法流傳分為24個傳法次序，這一理論一直影響到隋唐時期，包括龍門石窟。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話題是，佛教的形成、寺院的制度，和佛學經典的出現、曇曜做沙門統之前的事情等等，對云岡石窟的形成都是有影響的。為什么鑿石窟、怎么鑿、誰來提這個建議。我覺得皇帝自己是不會想到的，主意肯定是曇曜或以曇曜為首的團隊出的，出來以后皇帝又問你怎么鑿？工匠從哪兒來？按什么規矩鑿？這其中都是有規式的，有經典作為依據的。經典又會在不斷變化，在平城時間變化得不多，保留得還比較完好。可以根據云岡石窟把經典和演變接續起來。

此外，國外僧人在中國的活動、與中國佛教的關系應該納入“云岡學”的研究范圍，應該更多的了解他們在平城時期，在開鑿石窟的相關歷史年代中，與王朝政治、社會生活、宗教信仰，民眾和石窟開鑿、藝術形式、經典翻譯、文化變化相關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納入云岡學研究的范圍。

總的來說，我認為，要把云岡學放在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的大背景下，要從石窟物質文化、藝術技術等之外的方方面面去探討。不僅僅是對實物的一些形態的描述形態的，而是把它提高到學術層面或者精神層面。學術眼光要放大，放大以后對云岡石窟的宣傳、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孫家洲研討會發言

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社會關注，都為我們做好“云岡學”提供了有利條件。最近幾年，各大學校及相關科研機構都培養了一批非常優秀的年輕人，他們的學養、中外學術交流的能力，都遠遠超過了我們這一代。我想，如果要把“云岡學”做得更好，恐怕要在引進、培養學術人才，尤其是青年學術人才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應該要連續地出成果，出人才。

此外，我認為，“云岡學”突出重點的同時，還要注意“做大”，剛才張慶捷先生做了很好的發言，他講的“五個核心”其實都是在“云岡學”的重點范圍之內，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議案，我也非常贊同。

我想說的是“做大”這一方面，“大云岡”這個理念要堅持下去，就必須有國際視野。也就是說，除了在國內做工作外，還要走向世界。我們可以有一個聯想，就是“敦煌學”的研究成果，為什么在國際上先火了？其實不是先把國內的做好，而是國際上先做起來，然后才有了國內對“敦煌學”研究的跟進，后來才有了良性互動，才有了現在這個局面。

當然“敦煌學”能走這樣一條路，有它的特定歷史背景，但云岡也可以借鑒敦煌學研究的發展之路，努力使云岡走向國際學術界。那么，云岡學研究就應該包括本地資料的整理出版，本地學人研究成果和與國際學術界的長期有效的學術交流，當然也包括把國際上的有關云岡學研究的學人和學術成果引進國內。

再一個“大”就是在涵蓋的學術領域方面也盡量“大”一點，除了我們現在已經討論到的考古學，尤其是佛教、考古，另外一些學科我覺得應該努力地涵蓋進來，比如說圖像學、美術史等等。

還有一點，我覺得，“云岡學”研究應該更多的和歷史學結合，這一點我曾和杭侃院長有過好幾次交談，應該以大同為中心，容納歷史學的部分研究成果。比如，以大同或云岡為中心，涵蓋國家統治與社會管理的課題。另外還可以將歷史階段上推和下移。有些歷史現象或者歷史問題，我們以前也關注過，但是如以大同或者云岡為中心來思考原有的歷史文件記載，我覺得可能會有一個新的解釋。

佛教考古專家溫玉成研討會發言

我今天想談一個問題是，從“我執”到“法執”。

這個“我執”是說，人的認識總要局限于個人的知識境界，理解水平，而容易陷入執念。而“法執”是指一個行業有相通的意識、信仰，但這并非最終真理。“我執”與“法執”有幾個來源，第一個是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個是孔子作《春秋》；第三個是司馬遷作《史記》。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早就在我們腦海里，種下了這些文化基因。

時至今日，我本人也是如此，被“我執”和“法執”所制約著、控制著，這種自我覺醒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80年代的時候，內蒙的考古學者發現了嘎仙洞，原來只知道嘎仙洞的時間是公元443年，后來呼倫貝爾市政府就很著急，想弄明白嘎仙洞里的文化內容。后來，我就被陰差陽錯地被請去調研。

在嘎仙洞深處，大概離洞口不到40公尺的地方，擺了一塊大石頭，周圍圍著七塊小石頭。我仔細檢查了一下這些石頭，最開始懷疑是不是從附近崩塌落下來的石頭，后來發現不是，它的石質和嘎仙洞本身的石質不一樣，說明這些石頭是從外邊搬進來有意擺放的。

經過考察，我發現，其背后的問題是八部聯盟。在北魏早期存在著一個八部聯盟，聯盟的主心并不是拓跋部，拓跋部是7塊小石頭里的一塊。而從443年祭祖以后，到東西魏滅亡的90年間，鮮卑族祭祖就祭了一次，這就很奇怪了。這是第一個引起我懷疑。

第二個引起我懷疑的是嘎仙洞的祭祖銘文，現在雕刻的祭祖銘文和《魏書·禮記》里記載的銘文大有差別，《魏書·禮記》稱頌他們的祖先是“可汗可尊”。可是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鮮卑人并沒有“可汗可尊”這個稱呼，可汗可尊這個稱呼是貝加爾湖以北以西地區的民族對他們國王的尊稱。那么鮮卑祭祖的銘文，為什么會把自己祖宗的官號都弄錯了？這就引起我懷疑。

此外，經常參加祭祖的官員中沒有鮮卑人，鮮卑人祭祖沒有本族人，而且在90年間只此一次，鮮卑人祭祖銘文把祖宗名號都搞錯。我一共提出了七八個疑問，這些疑問最后獲得了一個解答，這個解答是：拓跋部的祖先是從黑龍江以北越過黑龍江，向南挺進的，他們第一次移居到今天的齊齊哈爾一帶。這是拓跋部的第一次南遷。

第二次南遷，拓跋部到了匈奴故地，包括黃旗海、岱海。后邊又從和林格爾遷到了平城，平城又遷往洛陽。這說明一個問題，拓跋部原本并非鮮卑人，在他們兩次南下的過程中，吞并、融合了很多鮮卑部落，并與之通婚。所以他們這個部落的母系血統中是有鮮卑血統的。

這樣就帶來了一個問題，部落內部對該問題的看法不一致。公元450年，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編纂的國史直書揭露了北魏統治者拓跋氏祖先的血統歷史，被北魏世祖拓跋燾下令族誅，在不斷地武力鎮壓下對該問題才逐漸統一了認識。

在公元460年，曇曜鑿石窟，提出了為武帝作佛龕，曇曜很聰明，他回避了拓跋氏是否為鮮卑人的爭論。而且當時皇帝已經下令禁止拓跋氏祖非鮮卑人的言論政策。這是為了不破壞民族融合，而這一融合恰恰是拓跋氏入主中原的一大人文基礎。所以曇曜這一提法就回避了一個很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