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云岡石窟研究院院長，是研究古代史的學者，2014年成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多年來，他筆耕不輟，在眾多學術刊物發展論文30余篇，獨立完成學術著作3部，合作完成學術著作2部，主編圖書5部，完成重大申報項目4部。在他的帶領下，云岡文化的研究隊伍日益壯大，成果也日益顯現。

他就是張焯。 

學風嚴謹的張焯正在進行出土文物的研究           

張焯左一與研究院員工進行考古調查

2006年，在他剛40歲出頭時，其代表性專著《云岡石窟編年史》出版，一舉奠定了他在云岡學研究上的卓著地位。該書以大視角、大框架、大容量、大筆觸，填補了云岡學無通史的歷史空白，為今后的云岡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把《史記》抄寫了一遍

1988年，從天津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的張焯回到大同市工作，并在黨政機關一干就是14年。

這段時間不算短，但對張焯來說，并非是蹉跎歲月。在天津師大時，張焯師從有“通史之才”之譽的李光霽教授讀魏晉南北朝碩士，而大同正是北魏故都，有豐富的歷史遺存，其浩瀚的歷史時空正可為張焯的扎實學力和潛隱的文化抱負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治學勤奮而嚴謹的張焯總是自謙地說自己下的是“笨功夫”。1985年，尚在山西大學歷史系讀書的張焯就很想讀《史記》，但跑遍省城書店卻均未能買到，于是從校圖書館借得一套后，靜心恭謹地將這部50余萬言的史籍抄寫了一遍，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處，既讓他對漢代以前的歷史有了深透了解，亦助他攻克了古文關。讀研究生時，導師李光霽要求他認真讀一遍《資治通鑒》，此次張焯雖未像上次一樣抄錄全書，卻在精讀細讀間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兩部經典史籍讀下來，讓張焯感到胸中歷史時空通透，亦有了“通史之才”。其間，張焯還撰寫了大量的歷史學術論文，在全國性的史學雜志發表。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大學者何茲全先生看過張焯的文章之后，大為贊賞，特為其文章批注：“讀書細心，能發現問題，分析材料和問題也很細密。行文通順，說理邏輯性強，有此好學、深思的基礎，將來會有所成就?！?

畢業后，他在大同市政府辦公廳工作，負責綜合材料，業余時把大同地方史志讀了個遍，對大同歷代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有了全面了解。平日里，每逢節假日，他都會騎著自行車，在大同的大街小巷、遠郊近野轉悠，尋訪北魏都城遺跡，并于1996年在《大同日報》連載《平城訪古記》，以細致的現實遺跡調查結合詳實的史料佐證，實現了一次完備而深入的大同北魏遺跡考古報告，一時為學界側目。

加入研究云岡的團隊

2002年以前，大同古城西17公里處的云岡石窟，張焯雖多次踏足仰望，但在歷史研究方面，卻是一直在門外徘徊。甚至當大同國旅的老總不只一次地向他感嘆“對于云岡，怎么夸獎也不過分”時，張焯還常常感到難以理解。

但當2002年，一次命運中的機緣，讓張焯的治學方向有了決定性的改變。由于張焯在歷史研究方面的卓著成果，他被市委安排任云岡石窟研究院副院長。頗有識才惜才之心的老院長李治國對他說：“早叫你來，你不來。云岡石窟才是你學古代史應來的地方?！睆堨踢B說：“迷途知返，迷途知返?！?

來到云岡，張焯倍感使命責任重大，迫切地想把云岡歷史搞清楚，把學術研究搞上去。綜覽歷代對云岡石窟的研究，張焯看到，一個世紀以來，云岡學的研究在海內外學者的艱辛努力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涌現出一大批碩學大家，以廣聞博見、系統研究，達到空前的高度，在國內，有陳垣、梁思成、白志謙等先生發軔，宿白、閻文儒、趙一德等先生綜述，在國外，有以日本京都大學學者為代表的研究成果。作為新一代云岡學人，張焯深切明白肩負的任務，一定要繼承、深入云岡研究，形成更科學、系統、完整的專業成果，指導石窟的保護維修和環境建設。

悉心學習鉆研大師們的研究成果，張焯發現，大師們的研究各有所長，從不同方面揭示了云岡的文化藝術價值，如宿白先生發現《金碑》原文，用考古學方法研究云岡歷史及其“云岡模式”的意義， 國學大師陳垣從佛經和方志中梳理出云岡史訊，梁思成揭示出云岡建筑和裝飾藝術的成就等等。同時，張焯倍感云岡如同一座“無字的豐碑”，其原因在于云岡系皇家石窟，沒有其他石窟那樣留下大量題記（發愿文），歷史記載不詳，并且，沒有一部全面系統的實錄性專史，云岡石窟1500年的歷史脈絡并不清晰，如同混雜在茫茫塵沙之中，讓人無法縱觀全貌。當年大學時代抄寫《史記》時，張焯就對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治史精神有著深切領悟，并在內心將其作為畢生追求，此時，他更把補寫、續寫云岡歷史作為責無旁貸的己任。

張焯深知，這將是一項何等宏大的歷史文化工程，對其歷史視野、學識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驗。如同一個意志堅定的孤身苦旅者，張焯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漫漫追尋之路。已讀萬卷書，他更行萬里路，從敦煌反向溯流，經張掖、武威、麥積山、西安、洛陽，沿路一個一個石窟考察，摸清各石窟藝術留存及藝術風格；他去新疆，從烏魯木齊一站站走到喀什，考察佛教入華起點，考察西部造像遺跡；他赴印度考古，尋訪世界早期石窟。一條線下來，他心中對佛教東傳歷史有了清晰的印跡，對云岡石窟的誕生也有了更深刻的認知。他想到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說過的一句話：“研究歷史，要站在帕米爾高原瞭望東西?！倍龅?，就是站在云岡所在武周川的高處，望見東西文化貫通、交匯、升華、結晶的歷史。

讓古典文獻出來說話

從2002年到2006年，4年的時間，人們看到張焯永遠是一個狀態，整天拎著電腦，夾著書，步履匆匆，神態凝思，且總是面帶疲憊，一看就知熬夜了。據張焯說，那段時間，他的工作狀態就是白加黑，每天回到家中，吃過晚飯就坐在電腦前寫作，每晚都寫作七八個小時。

寫作《云岡石窟編年史》，沒有前例可循，治史的方法是他自己摸索出來的。收集史料的工程就格外宏大，他先是把云岡為數不多的題記、銘文整理出來，再把地方志中有關云岡的記載梳理出來，而云岡是佛教的輝煌巨制，他又通過佛教史來框定不同時期的云岡，參閱大量佛教書籍、歷代高僧傳等以及歷代小說、筆記等來彌補佛教史的不足。擁有了大量的歷史資料，他采用《資治通鑒》的編年紀事體例，以時間為經，史事為緯，筑基建架；以云岡為主線，諸事為輔編，鋪排編織。凡涉及石窟藝術、宗教活動的史料，無論古今遐邇皆搜錄書中。并且其歷史視野放得很開，全書十四編，紀事起于春秋戰國，迄于新中國成立之前，歷2422年，張焯把云岡石窟置于歷史的長河當中，置于五千年中華文明之中，將1500多年前的武周山石窟寺開鑿的偉大壯舉及其實物延續，與之前之后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社會的、文化的、宗教的、藝術的進行比對，也使云岡石窟變成研究佛教，考察北魏歷史和大同的鑰匙。

張焯在《云岡石窟編年史》中，綴輯年表，采石諸山，拾遺補缺，梳理條貫，積石成基，充分展現其嚴謹的治學精神與厚實的史學功底。他不但從頭到尾檢索了眾多的古代歷史典籍，而且查遍了所有與云岡有關的野史雜著，工作量之大、史籍之繁雜，讓人格外嘆服。同時，令人贊佩的是其一絲不茍的尊重歷史態度，全書所有的正文全部采用古書原文，全部是原始資料，就連注釋也盡量引用相關的史料，做到了讓古典文獻出來說話，讓古典文獻出來證史，使整部書成為龐大的史料匯編，方便學者查閱，澄清史學疑難，讓研究者與讀者可由之全面俯瞰云岡發展，對云岡文化乃至世界石窟研究，均有著影響深遠的意義。

如今，在張焯的帶領下，云岡石窟研究院已構建起人才濟濟的老中青研究梯隊，云岡文化越做越大，成立了數字中心、石質文物保護中心、泥塑壁畫保護修復中心等，多部云岡學著作正在全力整理、編纂，多卷本的《云岡石窟調查報告》、20卷本《云岡石窟全集》《云岡雕刻分類全集》等都在編寫中。今年6月13日，張焯又率全院500多名職工在云岡石窟景區組織和參與了中國文化遺產日山西主會場的十多項文化活動。

在做好云岡石窟研究院各項管理工作之余，張焯堅持筆耕不輟。他的宏愿不變：把云岡石窟的文化更好地挖掘展示出來，使云岡學真正成為一門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