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國學者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整理善本書時，發現了金皇統七年（1147年）夷門（今河南開封）曹衍撰的《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簡稱《金碑》）抄本。原碑早佚，碑文幸存于清人繆荃蓀傳抄的《永樂大典》天字韻《順天府》條引《析津志》文中。碑文2100余言，記述詳細，征引宏博，所述云岡石窟自唐迄金一段云岡的興修、設置的歷史及寺院的維修，正好彌補了云岡歷史的空白，而引用現已佚亡的北魏銘刻和文獻記錄考訂云岡石窟的時代，也正給今天調查研究云岡各個石窟開鑿先后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參考資料。這兩點重要之處，也就是云岡石窟的歷史分期問題。198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順天府志》和198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析津志輯佚》中，收錄了《金碑》全文。碑文所提供的研究信息，已為現存文獻、實物所證實。隨著云岡研究的不斷深入，日益彰顯出《金碑》發現的重要價值，這使云岡石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論及云岡石窟的分期問題上，日本學者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云岡石窟》（16卷）中，在云岡石窟特征的諸章中，進一步論證了云岡石窟的分期問題，將全部洞窟分曇曜五窟、孝文帝平城和遷都洛陽以后三期。兩氏對云岡分期研究的論斷，時至今日，其中某些基本觀點仍有可取之處。

1956年宿白先生發表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發現的大同云岡石窟寺歷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對新發現的這一云岡石窟歷史材料的內容及其價值，作了充分的肯定和介紹。正是通過對《金碑》所提供的有關云岡十寺等新資料的研究，并結合現存遺跡、遺物和文獻資料，對云岡石窟進行了全面的分期研究。1978年宿白先生將研究成果《云岡石窟分期試論》發表，對云岡的分期及其歷史背景作了全面的闡述和研究，其學說成果影響至今。這一成果使“云岡分期論”以及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得到解決和佐證，體現了《金碑》的重要作用。

《金碑》的發現及其新的研究成果的發表，中國學者正是依據和圍繞《金碑》所提供的新資料，對云岡石窟的歷史和分期研究，展開爭論并提出了新的看法。八十年代以來，引起了日本學者的強烈反響與關注，1980年長廣敏雄發表《駁宿白氏的云岡石窟分期論》，對宿白先生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反駁，甚至對《析津志》所載《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面對長廣的駁論和質疑，1982年宿白又發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云岡石窟的某些問題》，詳細論證了《金碑》的著錄和流傳過程，并且針對長廣對《金碑》其他問題的不同看法，均進一步地予以論述。1981年丁明夷發表了《關于云岡石窟分期的幾個問題——兼與長廣敏雄先生商榷》；1984年丁明夷又發表了《關于云岡石窟分期的幾個問題》；九十年代，長廣在《中國石窟?云岡石窟》（二）中發表的《云岡石窟第9、10雙窟的特征》一文中，終于認同了“宿白說”的觀點。實際上，關于第16~20窟即曇曜五窟，開鑿于和平年間，屬于早期洞窟，國內外一般爭論不多。第20窟以西諸窟龕和第20窟以東諸窟內外補刻的窟龕尊像，多屬于太和十八年遷洛以后的晚期洞窟，認同的看法也基本趨向一致。而問題的關鍵集中于中期洞窟，學者們的不同意見和主要分歧是對一些具體洞窟開鑿年代的推測。中外關于云岡石窟分期之爭，是一場有關中國石窟寺研究方法論的大辯論，它對于推動云岡研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2005年張焯發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小議》（中國文物報，2005年4月1日。）一文，對碑文傳抄中出現的錯簡進行了梳理，證明云岡十寺中的護國寺為今第1、2窟，此文的新推斷再次引起新的突破。

為此，《金碑》的發現與研究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新的視野，即運用古文獻和古代碑刻資料，來研究歷史時期的中國考古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