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石窟以規模宏大、題材多樣、雕刻精美、內涵豐富而享譽海內外。它是世界文化藝術寶藏中的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是世界石窟藝術史上最壯麗輝煌的篇章。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塊里程碑，是北魏王朝歷史、社會、文化、民族心態、民情風俗的忠實記載。它以典型的皇家風范而異于其他早期石窟。以融合東西、貫通南北的鮮明的民族化進程為特色，在石窟構建中獨樹一幟。云岡石窟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中國石窟藝術風格，獨創“云岡模式”，對中國石窟文化的創新與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和鑒賞價值。
1984年7月，華北局書記李雪鋒來同重游云岡石窟時曾題有：“努力建立云岡學，繼甲骨學、敦煌學，爭取創辦此學的中堅地位，我黨政和社會各界歷史藝術學界從各方面予以支援，以示中華民族社會主義偉大的創造力量?！苯涍^18年，在各級領導的重視下，對云岡石窟進行了全面的維護和修葺，對云岡周邊環境進行整治，使云岡石窟于2001年12月14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從此、云岡石窟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屬于人類。
“云岡學”的構建牽動了眾多有識之士，而且成為勢在必行的一項浩大工程。云岡學應當是以云岡石窟為研究對象，集宗教、雕刻、美術、音樂、舞蹈、建筑、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民族、民俗等諸多學科在內的綜合性的一項系統工程。云岡學作為一種與多種學科交叉的跨邊緣的綜合學科及其自身的博大精深，要求人們對云岡石窯從縱到橫、從宏觀到微觀、從順向到逆向、從主體到客體、從藝術到審美、從宗教到民俗等。進行多視角、多層次、多線條、多因素、多功能的綜合研究。包括云岡學理論、云岡學應用和云岡學發展史等內容。
云岡石窟由北魏的“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的壯觀景象。隨著北魏王朝遷洛乃至滅亡，喪失了它的顯赫地位。千百年來對云岡石窟的記載、研究，自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及專記平城魏都建筑的《北都略記》(三卷，見《隋書?經籍志》未著撰者姓名，應為北魏時代人所撰。此書《舊唐書.經籍志》已不著錄，唐開元前已佚亡)記載以來，歷代學者、高僧、文人等微有著錄，就中魏收、道宣和曹衍諸人所記略為詳贍。明代以來，通志、府志、郡志、縣志因陳相襲，雖有記載，惜無創見。清代朱彝尊最早《石佛記》，初開研究范例，但語焉不詳。至于歷代詠云岡的詩詞文賦雖不乏其作，然皆抒情嘆賞之作，尚不能窺及底里。加之近350年來，闖軍戰火，姜瓖降叛，清軍屠城，閻馮、晉奉軍閥混戰，日軍入侵，云岡備受兵燹之禍，使之失聞日久。
迄至上世紀初，日本人伊東忠太調查云岡，撰寫《云岡旅行記》、法國沙畹調查云岡，發表《云岡圖解》等著文、攝影公諸于眾，才赫然引起人們的注目，方使云岡石窟名聲復振。上世紀30年代，冰心、雷潔瓊、鄭振鐸、吳文藻、顧頡剛等著名專家、學者、作家紛紛前來觀瞻，寫以游記、散文等著作，介紹于世。同時中國著名學者陳垣、梁思成、林徽音、劉敦楨、豐子愷、劉慧達、閻文儒、周一良、宿白等先后有論著公諸于世，提出中國人對云岡石窟卓有見識之論，成為云岡學的前奏，為云岡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日本學者塚本善隆、小野玄妙、關野貞、常盤大定、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廣為撰文發論。日本學者在侵華期間，還對云岡石窟進行現場調查、考古發掘、測繪照相、拓片等。于1955年出版16卷16開本《云岡石窟》，成為一時圖文并茂的宏著。雖為侵華掠奪之產物，亦可為“云岡學”提供可貴資料。
同時，生活在大佛腳下的一批當地學者，上世紀30年代的白志謙、厲壽田以及近年的趙一德、李治國、贠海瑞、王恒、王建舜等先后撰文寫書，以鄉土情懷與地緣的優勢，對云岡石窟提出相當細致的分析和論證，為云岡學奠定了又一塊堅實的基礎。
縱觀云岡學之研究，一是集中在云岡石窟的開鑿年代上，有三說，一為“神瑞”說，據《大唐內典錄》，認為開鑿于明元帝（拓跋嗣）神瑞元年（414）。二是“和平”說，依據《魏書?釋老志》，認為開鑿于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初年（460）。三是“興安”說，依據《魏書?釋老志》，認為開鑿于文成帝（拓跋濬）興安二年（453）。其中和平說影響廣泛，得到認同。而近年又有許多學者，據《釋老志》所載：“曇曜白帝……”是“曇曜五窟”主像竣工后向皇帝上奏，而非請示開窟。此論多有論證，頗有見地?！芭d安”之說，不無道理。
二是集中在云岡石窟考古分期上。北京大學教授宿白先生于1978年發表《云岡石窟分期試論》，是至今奉為圭臬之作。是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內容、樣式發展，將云岡分為三期：第一期石窟為中部16～20窟，開鑿年代460～465年，被稱為“曇曜五窟”。其形制各窟大體上都摹擬橢圓形平面，穹窿頂的草廬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體高大，占據窟內面積的大部分。
第二期主要石窟有7、8窟，9、10窟，6、7窟，1、2窟，這四組雙窟和3、11、12、13窟。開鑿年代為467～493年。其形制平面多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立塔柱，有的后壁開隧道為禮拜道。壁面雕刻做上下重層，左右分段。窟頂雕平棊。造像不如一期高大雄偉，形象題材多樣化。
第三期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4、14、15窟及其巖面小窟。其特點，沒有成組的窟，中、小窟多，布局多樣的小龕遍布云岡各處。洞窟內趨方整，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龕式和四壁重龕式的洞窟為本期流行窟式，窟口外面崖上出現券面和力士等雕飾。
這一分期是以宿白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學者集中多年之研究考察，建立在科學對比和史料研究的基礎上，是得到共識且被公認的論斷。以后雖有日本長廣敏雄的駁議，但經中國學者丁明夷反駁之后，尚未再起波瀾。當然尚須探討的向題頗多，有待云岡學構建中逐步深入。
三是有關“云岡模式”問題。云岡石窟開鑿于北魏政權最輝煌的時期，是以國家的政權力量、經濟力量為保證而成就的最大的石窟群，具有規模宏大、氣勢磅礴、有嚴密的計劃性及濃厚的政治皇權背景?！岸饘ψ?、“雙窟”正是北魏孝文帝時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臨朝，即“二圣”之反映。我國學者認為，這是云岡石窟乃中國石窟步入“全石化”的首創，又把佛帝合一引入造像的主題，其影響范圍之廣，延續時間之長，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擬的。誠如，宿白先生說：“云岡石窟在東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對云岡石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研究東方早期石窟的關鍵，研究的深入與否，直接影響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四是對云岡石窟的內容研究，是中國學者最具成就的結晶。陳垣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的《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中所提的論點，所得的結論至今仍是研究云岡石窟的方向，諸多問題仍未得解。所以陳先生當是云岡學創建的領路人。此外,梁思成先生的《云岡石窟雕塑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筑》，從建筑學角度、周一良先生從歷史學角度、劉慧達先生從《北魏石窟與禪》的角度、戴藩豫從《云岡石窟與域外藝術》相比較的角度、閻文儒從云岡石刻造像題材的角度等均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提出論述，代表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多是寓意雋永，不可磨滅的。
五是云岡石窟的佛教造像題材上，國內外學者有較深的見解。不僅論證出中國佛教史上北魏這一段空白填補要靠云岡石窟，而且對大乘佛教的發展上，從云岡石窟中發掘出許多重要的實證，是很了不起的成果。
自劉慧達先生的《北魏石窟中的三世佛》發表后，云岡造像題材已成定勢。上世紀80年代，大同地方學者趙一德先生發表《云岡曇曜五窟的佛名考?！肺闹刑岢觥拔宸椒稹闭f后，打破了這種沉悶，似乎更突現了大乘信仰的氣氛。其后敦煌研究院的賀世哲先生發表《關于十六國北朝時期的三世佛造像諸問題》(《敦煌研究》兩期刊載)，強調了“三世佛”的地位，駁議了趙一德“五方佛”說。趙于上世紀90年代，也在《敦煌研究》刊載《云岡佛母塔洞的宮闈內秘》從云岡6窟塔柱上的五佛，重申“五方佛”的佛教教義。也回應了賀世哲先生的駁論。這樣使問題突出，研究生動，使造像題材的研究逐步深入，“云岡學”的曙光已見綻露。當然“三世佛”、“五方佛”的爭議，遠沒有結束，后來者自會有高論問世，云岡學也將更豐滿。
隨著云岡學的創立，建議云岡石窟研究所創辦《云岡學研究》期刊，以此為園地，聯系國內外專家、學者開展云岡學的綜合研究。根據實際設立欄目，使其生動活潑，引人入勝，以推動云岡學向縱深發展。
其次是加強和充實云岡石窟研究所的科研力量，使研究所成為云岡學研究的核心，使其成為高層次的研究機構，逐步發展為研究院。
三是在云岡旅游節期間，舉辦北朝研究學術研討會，聘請對云岡石窟確有建樹的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每次應確定專題，集中研究探討，使其成為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
四是大力宣傳云岡學，應集史精力，編纂一部縱貫一千六百年，橫涉石窟百科，內容豐富，資料翔實，體例完備，特點鮮明，存真求實的《云岡石窟志》。作為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最權威的資料性文獻。同時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出版發行《云岡學系列叢書》，諸如：云岡論文選、云岡散文選、云岡詩歌選、云岡傳說選、云岡佛傳故事選等等，將云岡石窟的精粹展示于世人，讓云岡學發揚光大。
五是在大同大學歷史系中，專設云岡學專業，培養專門人才，可聘云岡學研究卓有成就的專家、教授講課。使云岡學研究注入新鮮血液，后繼有人。
云岡學的構建這是一項浩繁的文化建設工程，云岡研究所應凝聚有志于云岡學研究的人才，揭開云岡面紗，走進云岡殿堂，讓人類認識云岡，享受這一共同遺產。讓云岡學成為中華學術界的一支奇葩。
(原載2002年8月29日《山西晚報?生活》文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