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學是客觀存在并已有相當基礎的一門學科。一門學科的建立，不僅要有深廣的研究領域，還必須以一定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這是學科形成、發展的必要過程。云岡石窟是一個歷史藝術系統，一個匯聚多種人文學科、儲存大量歷史信息的歷史文化重地。從20世紀初開始，不少中外學者來到云岡，先后發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具有深度影響力的作品，特別是20世紀中葉圍繞云岡石窟相關碑記和材料的發現和整理、云岡石窟分期等問題，開展了一場中日學者間的爭論，使云岡石窟研究達到前所未有的熱烈程度。之后，云岡石窟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提高，不僅國內外專業人士，就是本地（大同）的研究者亦撰寫和出版了不少研究論文和著作，云岡石窟可以說是國外研究中國石窟時間最長，也是最充分的一處，同時亦是國內研究比較充分的一處。盡管這樣，從整體看，這種研究還是一個自發的性質。提出并確立云岡學，就是要使對云岡石窟的研究從自發飛躍到自覺的境界。

首先，要把云岡石窟作為一個整體來全面認識。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盡管日本學者20世紀中前期所做的工作，對全面認識云岡石窟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由于他們單槍匹馬，掌握世界及中國其它石窟情況甚微，以及時間短和文化上的差異，并沒有達到真正的全面和準確。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積累提高，加上目前發達的信息技術和便捷的交通，我們現在不但掌握有中國石窟的情況，對世界上有關石窟情況也有一定了解。有組織有計劃地全面認識云岡，條件已經成熟。云岡石窟的研究者只有充分認識和了解了云岡學的學術覆蓋面及其內涵，明確自己的研究課題處在哪個層面，才能夠在學術視野上解決點和面及面和體的關系。第二，增強全社會對云岡石窟的保護意識。云岡學的提出和確立，不僅僅是一個要引起學術界關注的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都要關心的文化遺產問題。沒有學術研究和保護上全社會的自覺參與，世界遺產就是一個虛的概念，就談不上云岡學的確立和發展，更談不上云岡學從自發到自覺的飛躍。世界遺產，首先是它的世界性，如此明確的概念再加上我們的自覺努力，不僅會使云岡學研究健康發展、現存云岡藝術能夠得到有效保護，至今還擺放在國外博物館的云岡石窟藝術品，一定也會有一個“水流千日歸大海”的良好結局。第三，向社會公眾普及和提高對云岡石窟的總體認識，亦是云岡學從自發到自覺發展的重要任務。體現中華民族創造精神和博大胸懷的云岡石窟，吸收和融合公元5世紀以前世界美術精華，成為世界石窟藝術史上壯麗輝煌、璀璨奪目的篇章。將云岡石窟的研究成果，以準確完整的形式普及于社會公眾，使觀眾從一般的“游覽”心態轉到對人類優秀文化的景仰，進而得到熏陶、啟迪，這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云岡學的有效傳播。

無疑，云岡學的研究對象是云岡石窟。也許有人會問，石窟在中國乃至世界上尤其是亞洲佛教國家中是常見的歷史遺跡，為什么云岡石窟能夠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呢？請看著名考古學家、石窟寺研究大師宿白先生在《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見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114頁 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文中對云岡石窟的評價：云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又是當時統治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即使從第二期開始不完全是皇室工程，但大型窟室的開鑿者除皇室外，也還多出自北魏親貴。因此，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為魏國領域內興鑿石窟所參考的典型。所以，東自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西迄陜、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無不有云岡模式的蹤跡，甚至遠處河西走廊西端、開鑿歷史早于云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岡石窟影響范圍之廣和影響延續時間之長，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情況，恰好給我們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對我國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紀后半葉到7世紀前半葉）進行排年分期的標準尺度。因此，云岡石窟就在東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對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東方早期石窟的關鍵；對它研究的深入與否，直接影響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們應在總結過去成績的基礎上，踏踏實實地對云岡石窟進行細致的分析，綜合和比較研究，這樣才能使進一步探索東方早期石窟的工作出現一個新的開端。
既然這樣，以云岡石窟為研究對象的云岡學，就是一門研究內容十分豐富的專門知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云岡現存洞窟。初步統計和人為編號，云岡現存洞窟254個，雕刻面積約18000平方米，分布于東西長約1000米的范圍內。主要洞窟布局規范整齊，晚期洞窟形制多樣復雜。不僅是中國石窟寺中最具皇家風范的古代佛教寺院，也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大型石窟群。

第二是云岡石窟佛教造像。就石雕而言，這里保存了中國乃至世界上公元5世紀中葉至公元6世紀初期最大數量的北魏佛教造像，僅佛教人物造像，包括佛像、菩薩像、護法像、聲聞弟子像、俗人供養像等就達到51000之多，其他形象更是數不勝數，千余音樂舞蹈形象表現了古代歌舞樂器在社會宗教文化中的狀態和作用，僅裝飾紋樣一項就多達三十多種。這些形象基本都是北魏的作品，亦有少數是唐代，或是更晚時期的作品。

第三是云岡石窟中的古代建筑雕刻。云岡石窟是世界石窟寺中首先將中國傳統瓦頂建筑形式運用于造像龕的石窟，并且成為佛教造像龕繼圓拱龕和盝形龕之后的第三種基本龕形，并且被大量地運用于以后在中國開鑿的石窟寺中。同時，在云岡的雕刻中，佛教塔的形式亦出現了中國瓦頂閣樓式的形象。因為早于北魏的中國傳統古建筑的實物，目前已經完全消失了，所以，這些雕刻在云岡石窟中的形象，就成為人們了解北魏以前中國古建筑的重要途徑了。此外，云岡石窟主要洞窟崖壁上方留存的大型梁孔，亦是研究不同時代窟前建筑形式的重要內容。

第四是云岡石窟考古發掘成果及其出土遺物。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對云岡石窟曾經進行過數次現代意義上的考古發掘，其中最主要的是1992年至1993年的大規模窟前考古發掘，在第1窟至第20窟長達700余米的范圍內，開挖5米×5探方145個，揭露面積約4000平方米，清理出建筑遺址、河壩等遺跡和2000余件遺物。這些遺址、遺跡和出土遺物，向人們傳遞了從北魏到遼金及其以后時代云岡石窟的自然變遷，和各時代人們在云岡的活動情況，是我們研究云岡石窟不可多得的重要實物材料。

第五是云岡周邊小型石窟。主要是魯班窯石窟、吳官屯石窟、焦山石窟和鹿野苑石窟。這些小型石窟寺均為北魏時期的作品，無論宗教思想表現，還是藝術風格特性，都與云岡石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雖然是相對獨立而具有時代使用特性價值的佛教石窟寺，更是云岡石窟的一部分，是云岡石窟的延伸和繼續，在把握云岡石窟整體面貌的工作中，絕不能將它們斥于云岡石窟之外。

第六是現存云岡石窟的銘記和碑文。在云岡石窟保留較少的石刻文字（包括元代墨書）中，人們已然發現了上自北魏，下至明清的石刻銘記和明清以來的記事碑刻，這些碑刻銘記以文字的形式記述了一定的歷史事實，并表達了不同時代人們不同的思想狀態。認真仔細地去發現和研究這些碑刻銘記，對于了解和掌握云岡石窟的開鑿過程及其特定事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如雕刻在第11窟的《太和七年》碑，證明了北魏太和年間參與石窟造像這一活動者，除皇室、官吏、上層僧尼外，亦有在俗的邑善信士等。并且“進一步說明云岡這時已成了北魏京城附近佛教徒的重要宗教活動的場所”（ 見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中《云岡石窟分期試論》一文，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20世紀50年代發現的《曇媚造像碑》，反映了石窟開鑿過程中在佛教組織中及其社會上的宣傳發動方式；清代以來的一些碑記，記述了當時修繕石窟的情況，對于我們現在進行的文物保護工作有著一定的啟發意義。

第七是云岡石窟歷史文獻。從數量上看，這項內容相對于其他大型石窟寺來說，是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但就目前發現的較少量文獻來看，它們均為“一字千鈞”的重要材料。比如《魏書》，特別是其中的《釋老志》，雖然全篇不過一萬八千余言（其中佛教部分一萬三千余言），但與云岡石窟有著密切印證關系；再如《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內容，“一是‘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岡的興修設置，正好彌補了云岡歷史的空白頁’；二是‘引用現已佚亡的北魏銘刻和文獻記錄考訂云岡石窟的時代，也正給今天研究云岡各個石窟開鑿先后的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參考資料’”（見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94頁 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更多的分散在不同文獻中記述云岡石窟的點滴材料，同樣具有重要價值，深入對這些文獻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是不斷挖掘云岡石窟內涵的重要途徑之一。

第八是有關佛教經典。這是準確考察雕刻題材的唯一途徑。比如云岡雕刻中的“二佛并坐”像，表現的是《妙法蓮花經》中《見寶塔品》的內容，“文殊菩薩與維摩居士對坐”像，表現的是《維摩詰所說經》中《文殊師利問疾品》的內容等等。目前，雖然云岡石窟已經有不少雕刻題材得以明確，但仍有大量不明確的題材有待人們去認識和確定。

雖然以上幾個方面并不能夠涵概云岡學的所有內容，但足以說明云岡學研究內容非常豐富的這個事實了。一定文化表現是反映這一文化歷史背景的直接證據，而這些證據又包含了特定社會歷史時期多種文化生活信息。那么，要破譯這些信息，就需要了解和占有并合理運用已經成熟的相關學科成果，使其成為正確破譯文化信息的有力工具。對于具有豐富研究內容的云岡學來說，涉及中國歷史、考古、宗教、藝術、古建，以及印度和南亞社會文化史學等諸多自成體系的學科，但它并不涵概這些獨立專門學科的全部，只是通過某一學科視角的觀察，能夠準確揭示石窟蘊藏的歷史文化信息而達到認識云岡的目的而已。縱觀一個世紀以來的云岡石窟研究成績，凡是能夠說明石窟某一或多個問題而成為后來研究者“鋪路石”的成果，均是正確運用一種或幾種學科知識，以不同視角全方位觀察所取得的。因此，提出和確立云岡學，并不是隨時隨地的想當然，而必須經過相當的社會歷史積累，具備了相當的社會歷史條件以后才能夠提出并實現。目前，這種條件已經具備，我們不僅看到客觀上與云岡學相關學科的發展與成熟和一大批云岡石窟研究成果的問世，更看到了主觀上一個云岡學研究中心的健康成長，正如曾經到云岡考察云岡石窟申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所言，“（看到這里的研究所）對保護云岡石窟所有的獻身精神，很受感動。歷史文明，對中國很重要，對全世界也非常重要。在遺址現場（石窟）我看到了各位所作出的貢獻，我相信，今后的工作會做的更好。”

關于云岡石窟研究方法問題，一直是研究者關心和討論的熱點問題，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除了具體方法，如石窟形制、造像和造像組合（布局和題材）、裝飾紋樣與器物、藝術造型與技法以外，以下幾點值得重視：一是全面認識和了解云岡，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反復地調查整理過程。云岡石窟的研究者經過多年的調查整理，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距離完全或是較為完全了解并認識云岡石窟，還有很大差距。必須集中一批在相關知識領域具有相當水準的有志者，經過集體的、不同學科與不同視角的調查研究，才能完成這個歷史任務。二是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作為世界石窟藝術第二個繁榮期的大型作品和中國石窟藝術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期的經典巨作，在其產生前后均有眾多能夠“類比”的佛教雕刻藝術出現，如印度早期的佛教建筑和石窟，典型的有巴爾胡特塔、桑奇大塔、巴雅石窟、阿旃陀石窟、卡爾拉石窟、埃羅拉石窟、摩菟羅和芨多佛教造像等；中亞佛教藝術和石窟，如犍陀羅佛教藝術、巴米揚石窟等；我國新疆地區佛教石窟，如克孜爾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等；中原北方地區石窟，如河西地區的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門昌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肅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甘寧黃河以東地區的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固原須彌山石窟等；河南地區的龍門石窟、鞏縣石窟，太原的天龍山石窟，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等等。對于云岡來說，這些以石窟為主的佛教藝術表現形式，均是確定云岡石窟在佛教藝術史上的地位，及其宗教思想和造像形式源流的重要參考資料。三是雕刻題材闡釋的重要性問題。表面看來，雕刻題材闡釋無非是將某一畫面的佛經故事講出來而已，殊不知正是這種講述，揭示了佛教藝術最基礎的內容。所有佛教藝術的創作，無不是建立在創作者對佛教理解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每一件佛教藝術作品，除了其歷史背景、藝術審美水平外，最基礎的和最本質東西，是它的佛教意義。因此，搞清楚佛教藝術作品的宗教意義，是我們認識它的基礎。到目前為止，雖然對云岡石窟佛教題材的闡釋已經取得很多成果，但不容忽視的是，還有相當量的雕刻題材，不能被我們準確解釋甚至完全不能夠解釋。因此，我們對云岡石窟佛教題材的闡釋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不能想象一位連基本的闡釋還沒有做到的研究者，能夠開拓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