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石窟自北魏年間開鑿之初始,經歷了一千五百年的歷史滄桑,由于風雨侵蝕,石窟破損嚴重。許多精美的雕刻已面目全非,甚至茫然無存,佛頭佛像被鑿被盜的刀跡斧痕至今猶存。
古人曾對云岡石窟進行過多次修整。資料表明,最大規模的修整工程是在遼代。《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記載“遼重熙十八年母后重修”“清寧六年(1060年)又委劉轉監修”。遼代的工程主要是在石窟前修建木構窟檐,稱為“云岡十寺”,即“一通樂、二靈巖、三鯨崇、四鎮國、五護國、六天宮、七崇福、八童子、九華嚴、十兜率”。同時遼代包泥塑像,整修佛像在許多洞窟中都有體現,例如:第11窟西壁七立佛的北面兩尊及中心塔柱北面的二脅侍菩薩,第13窟“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的遼代題記,第35窟東壁的釋迦塑像等均是遼代修整后的遺跡。
清代也對石窟進行過大規模的修整,據《重修云岡大石佛閣碑記》,“清順治八年(1651年)重修云岡第五、六窟檐”,又據《重修云岡寺記》,“……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修飾廟宇,莊嚴法像”,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載“……以及金裝佛像,移素諸佛,全身重整……”,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廟宇碑記》載“……廢者修之,墜者舉之,金裝佛像……”。古代歷次對云岡石窟的修整,大多是為了“莊嚴佛身”,消除殘缺,使信仰者以慰虔誠。云岡石窟作為文化遺產而被重視和保護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
一、保護機構
云岡石窟的保護機構最早成立于1931年,當時的大同縣政府成立云岡石佛寺保管委員會,負責云岡石窟的安全管理。1952年,成立“山西云岡古跡保養所”;1959年更名為“山西云岡石窟文物管理所”;1989年再次更名為“山西云岡石窟文物研究所”;2006年確定為現用名“云岡石窟研究院”。
機構的設立與變更,為石窟的保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60年,中央文化局在北京召開了“云岡石窟保護會議”;1961年國務院公布云岡石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確定了東西長2.575公里、南北寬1.565公里的重點保護區,這為保護云岡石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64年,中央文化部批準劃定云岡石窟保護范圍,包括重點保護區、安全保護區與地下安全線(國大同是主要煤產地之一,故針對地下采煤活動而專設)三部分。同時,安裝了保護范圍界樁。
1990年的“八五”工程期間,在石窟崖頂絕對保護區修建了保護性圍墻,這項工作是為實施科學保護措施、安裝研究監測設備、保證文物安全以及科學保護管理的需要而進行的一項基礎性建設。同時處理了修建保護性圍墻占用農村土地的問題,通過大同市土地局報請大同市人民政府批準,辦理了面積達510537.275平方米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從而為進一步實施云岡石窟絕對保護區范圍內封閉式管理創造了條件。
1995年8月制定《云岡石窟規劃》時,根據周圍環境的變化情況,調整和修訂了云岡石窟的保護范圍及保護措施。調整后的云岡石窟保護范圍分為絕對保護區、重點保護區和地下安全線。1996年,國家文物局批復了《云岡石窟規劃》。1997年9月28日,山西省八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批準公布《大同市云岡石窟保護管理條例》。這些措施保障了云岡石窟各項工作的進行。
二、加固保護
云岡石窟雕鑿在侏羅紀云岡統砂巖透鏡體上,該區域裂隙較為發育,再加上開鑿石窟削山為壁,破壞了原來山體的整體結構,使洞窟前立壁失去了支撐力,產生了卸荷作用,在原始構造裂隙的基礎上又產生了剪切崖邊裂隙,致使許多洞窟裂隙縱橫交錯,懸石累累,險象叢生。
針對石窟的險情,從建國初起一直進行著對石窟的加固保護工作,在保護材料和工程技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60年代,云岡石窟主要進行“石窟危巖裂隙灌漿加固”和“殘斷落石歸安粘接”的工作,采用丙烯酸樹脂加固危巖,摸索適合文物保護的新材料。70年代初,保護人員應用環氧樹脂進行了大量的粘接試驗,將研究成果應用在云岡石窟第1窟門拱和第23窟、第32窟裂隙灌漿加固中,同時還對一些殘斷落石進行了歸安粘接。在此基礎上,又結合傳統的拉錨支護技術對第1.2窟前立壁進行了錨桿固定加固和混凝土澆注支護。經過幾年的研究和試驗,應用高分子材料粘結和傳統錨桿支護技術為石窟保護開辟了一條新路。
1973年,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參觀云岡石窟時指示——“云岡石窟三年要修好”。于是云岡石窟展開了大規模的“搶險加固”保護工程。該項工程稱為“三年保護工程”。
80年代后,針對石窟的現狀,有計劃地進行搶險加固。規模較大的是1992年~1997年的“八五”保護維修工程。期間對第14窟、第40窟~45窟,采取牽拉鉚固、外包嵌水泥砂漿荒料石、內澆注砼框架支護加固,并用環氧樹脂對裂隙進行灌漿粘接的傳統方式加固。處理后的洞窟,有效地排除了坍塌險情,解決了石窟穩定性問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石窟的原貌。之后,對曇曜五窟及西部第30窟~45窟的前立壁、第9、10窟崖壁進行環氧樹脂灌漿和小錨桿的加固,有效加固了石窟崖壁裂隙和懸石。
另外,在加固巖體的同時,也逐步加固了洞窟的壁畫和泥塑。采用泥為修復材料,并且由民間藝人進行傳統修復,充分保持了文物的原狀。
三、防風化
巖石的風化是伴隨石窟的存在而發展的,防風化工作由來已久。
早在上世紀60年代,云岡石窟的保護人員就開始了石窟防風化的研究工作。先后采用鉆探、物探等方法對石窟的地質構造、裂隙發育情況進行了勘測;并且采用B散射探測石窟風化層和巖石含水量;應用差熱、X射線、紅外光譜、偏光顯微鏡、化學分析等手段對巖石的物理力學性質和化學組成及結構進行了測試分析;同時對石窟的環境條件進行了觀測。
進入80年代,由于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從1988年起對石窟的污染情況開始監測。多年的資料表明:造成云岡石窟風化的主要原因是水與鹽的作用,同時,較大的溫濕變化和煤塵催化加速了石窟風化。1990年由國家文物局主持召開的《云岡石窟石雕風化治理規劃》專家認證會,從此揭開了治理石雕風化的序幕。
90年代,即1992年~1997年的“八五”工程期間,針對石雕風化進行了以下治理工程:(1)降低窟前地面。窟前原存的磚砌路面和積土地面系70年代臨時所需設置,窟外地面道路的標高明顯超出窟內的地面,使大部分洞窟在雨季時發生雨水倒灌現象,直接對洞窟底層兩米以內的雕刻造成水蝕作用。所以,降低窟前地面、疏導排水、防止雨水倒灌及毛細水上升是保護石雕的一項重要措施。這項工程的實施,根治了因水蝕而造成的洞窟底部雕刻的風化。(2)修建第7、8窟木結構窟檐工程。修建木結構窟檐既可以隔離粉塵污染,阻止酸雨的直接侵蝕;又可避免洞窟內溫濕度的急劇變化,是治理洞窟石雕風化的有效方法之一。云岡石窟第7、8窟為一組雙窟,原來第8窟的木構窟檐形式結構與第7窟相同,根據第8窟崖壁上方殘存的梁孔和椽眼排列規律,按照第7窟的木構窟檐形式可以有依據地恢復第8窟的窟檐。從第7窟殘存的木構窟檐來看系清代建筑,這組窟檐的復原門窗裝修參照第5、6窟順治八年的建筑式樣,梁架部分根據實際情況略作調整,內部增加立柱,心減輕窟檐對崖壁的壓力。
建國初期,科研人員已經認識到氣象和環境監測的重要性,并于1962年開始對第2窟泉水溫度和氣溫進行監測。1987年建立了氣象監測站,開展常年性的溫度、溫度、氣壓、蒸發、降水、日照時數、地溫、風向風速的觀測,其中溫濕度的監測擴展到其他窟。從1988年開始,對云岡石窟區大氣進行采樣分析,內容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TSP等項目。從2004年開始,租用大同市環保局設備自行監測,并將其結果納入大同市環保局監測范圍內。這些監測工作為今后的防風化工作積累了寶貴的基礎資料。
四、環境整治
由于云岡石窟位于大同煤田之中,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和經濟的迅速發展,距離石窟僅僅350米的109國道云岡段交通運輸量與日劇增,大噸位煤車超載現象比比皆是,僅運煤車平均每天即達1.6萬余輛。由此引以的粉塵和廢氣的污染十分嚴重,給云岡石窟石雕的保存帶來嚴重的威脅。為了避免粉塵污染對石窟的影響,1998年國家投入1.2億元巨資對109國道進行了改線,并將原來的公路開辟為旅游專線。
109國道云岡段改線方案實施后,大大改善了環境污染對云岡石窟風化的影響,此段運煤公路已遠離石窟安全保護區,保護了石窟。
此外,云岡石窟重點保護范圍內大量居民和工廠、企事業單位形成的建筑物、構筑物對石窟環境造成嚴重影響,破壞了石窟的歷史風貌。同時由于單位和居民的存在還造成大量環境污染,據環境部門檢測分析,石窟區大氣污染物的來源主要是此區域的工廠和居民燃煤。
為了保護石窟環境,第一期云岡石窟投入2500多萬元資金整治周邊環境,拆除石窟前廣場部分建筑物,空地進行綠化、美化,共完成拆遷面積5.8萬平方米,窟前環境得到較大的改善。2008年實施了第二期云岡石窟周邊環境綜合治理,總共投資17億元,單單治理核心區域達224萬平方米,治理后形成的云岡石窟大景區,不僅在規模上突出了皇家園林和佛教勝地的恢宏氣勢,在規劃布局上也有了全面的改進。建成后的景區由地堡式游客服務中心,曇曜廣場,禮佛大道,帝后禮佛圖,山堂水殿建筑群,陳列館,主石窟群,皮影戲中心,商業食貨街組成串聯式游覽路線,形成新的云岡石窟大型景區。
五、防水工程
造成石窟風化的最直接原因是水,包括地下毛細水、空氣凝結水、雨水和石窟后壁山體滲水。而山體滲水和雨水直接沖刷是兩種最為嚴重的破壞形式。因此,對石窟實施防水工程已成為云岡石窟能否得以長期保存的關鍵。
2002年2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文物局聯合召開了“大同云岡石窟防滲保護工作”會議,全面啟動了云岡石窟防水保護工程項目:前期針對云岡石窟頂部地質狀況進行了水文地質測繪、水文地質工程地質鉆探,地球物理勘探及模擬試驗,做了詳細的巖土工程勘察報告,詳細論述了洞窟滲水機制,即:云岡石窟洞窟滲水的重點區域為一面積約0.4平方公里范圍,大氣降水形成的暫時性地表徑流及大氣降水的入滲補給是該區域的唯一水源。由于窟頂地形北高南低,上層滯水存在時間長,降水滲至石窟基巖后,沿復雜裂隙網絡最終滲入石窟。而在雨水沿砂巖裂隙下滲過程中,無規則出現的泥巖夾層或透鏡體會改變其滲流方向,使原本向下滲流的水改為沿泥巖層面(基本向南)水平滲流,并可能在石窟內出露。另外,在石窟滲水的觀察中,發現石窟北壁有沿泥巖層面滲水的現象,是由于石窟北壁處于石窟開挖應力釋放區與崖壁應力釋放區的疊加區內,加之1500多年自然風化營力的作用,使該區域巖體裂隙發育,裂隙的張開度大,透水性與橫向連通性均較好,可將部分上部基巖裂隙帶水導入石窟,即存在對石窟滲水一定的側向補給作用。
2007年4月,為了解決西部窟群滲水嚴重的問題,進行了西部窟群防水試驗工程,成功地阻擋了90%以上的滲水。通過本次工程,不僅解決了云岡石窟西部洞窟長期滲水風化石雕的難題,也初步探明了西部洞窟滲水的渠道,為今后的防水工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另一種嚴重損害石雕的形式是雨水的直接沖刷,而防止這種影響最有效的方法是修建保護性窟檐。
經過多年的監測表明,窟檐既能夠使文物免受太陽直接照射,又可以使洞窟內的溫度保持相對穩定,而且可以減少水與巖石的直接接觸,大大減緩石雕的風化速度(建有窟檐的洞窟雕像保存狀況完全可以說明這一點,如第5窟)。目前,云岡石窟五華洞的窟檐工程項目正在實施階段。
六、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為文物保護的實踐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國家各級政府對云岡石窟的保護工作十分重視。上世紀60年代,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會同北京地質學院有關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在云岡石窟進行大規模地質調查,提出若干個解決問題的方案。選擇崩塌風化狀況比較嚴重的第1、2窟作為試點,撰寫了《山西大同云岡石窟修繕工程第一、二窟實驗性修繕方案說明書》;在巖石加固的化學處理方法上,針對石窟殘破的情況,提出《云岡石窟巖石加固的化學處理方法》,應采取土木建筑工程和化學方法處理并舉的措施,這在石窟的穩定性方面效果良好。
在此期間,國內各研究機構有關云岡石窟的保護研究工作也取得進展,北京地質學院王大純撰寫《云岡石窟工程地質問題》,確定崩塌和風化是云岡石窟存在的主要問題,而水是石雕風化的主要原因;李建寧撰寫了《探索云岡石窟風化崩塌的因素》,論述了云岡石窟石雕風化剝蝕的四種類型;林茂炳、趙不憶撰寫的《大同云岡石窟巖石風化調查報告》將云岡石窟風化類型進行詳細劃分。此外,北京地質學院山西云岡石窟物探科研隊應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對云岡石窟巖體裂隙發育和砂巖風化情況進行了調查,撰寫了《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在云岡石窟的應用》一文,這是應用地球物理的方法在文物保護研究中的首次應用。
90年代,是云岡石窟研究院文物保護學術研究成果最豐富的時期,特別是對于石窟的風化研究,發表了眾多的論文,代表性的有:黃克忠1984年發表《云岡石窟砂巖石雕風化的問題》,從地質學角度論述了云岡石窟石雕風化的情況及風化類型的形成原因,提出了治理設想;1988年,解廷凡、苑靜虎發表《環境污染對云岡石窟的影響》,探討了環境污染對石雕風化的影響和機理;1989年,苑靜虎發表《云岡石窟風化因素之探討》,論述了云岡石窟石雕風化機理及影響因素;1989年,黃克忠、鐘世航發表《云岡石窟風化微測探試驗》,探明了云岡石窟的石雕風化深度;1989年,曲永新、黃克忠在全國第三次工程地質大會上發表《大同云岡石窟石雕表面和表層的粉狀物及其在石雕風化中的作用研究》,研究了石雕表層風化的機理;1990年,黃克忠發表《治理云岡石窟石雕風化的對策》,對全面治理云岡石窟石雕的風化提出對策;山西省地質礦產局第三綜合勘察公司的《大同市云岡石窟工程地質勘察報告》,提出了云岡石窟頂部防滲的建議措施;苑靜虎、黃繼忠撰寫《環境條件變化對云岡石窟的影響》,探討了氣候條件的變化對石窟的影響;1992年,黃克忠、解廷凡的《云岡石窟石雕的風化與保護》,論述了云岡石窟石雕的風化原因及程度,并提出相應的保護措施。
在科學研究方面,云岡石窟研究院一直與國內外同行業兄弟單位之間進行良好的互助與聯系。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與云岡石窟文物研究所于1989年~1994年期間進行中美合作保護云岡石窟項目,主要進行了頂部防滲排水研究、環境氣象監測、彩繪顏料分析、窟檐設計,還對保護人員進行專業培訓;1998年召開的“中德專家合作保護云岡石窟98科技研討會”,探討了云岡石窟石雕的風化原因及有機硅類巖石保護劑在云岡石窟的應用試驗等問題。
本世紀初,云岡石窟研究院的保護工作邁上一個新臺階,學術研究達到較高水平,完成了許多具有較高科技水準的課題。由黃繼忠主持完成的國家文物局科研課題《工業粉塵對云岡石窟的影響》,因在領域有重大突破而獲得“2005年度文物保護科學技術創新獎”;由苑靜虎完成的國家級科研課題《云岡石窟泥塑加固方法研究》,為云岡石窟泥塑壁畫的修復提供了主要的理論依據。
2005年7月召開的“云岡石窟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石窟保護方面,圍繞保護理念、保護環境、病害調查、檢測分析、病害機理、保護材料、保護實例以及遺產保存與利用及合作等多個學科和領域,進行了廣泛深入地研討。
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云岡石窟的保護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保護形勢依然非常嚴峻,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新的問題不斷產生。比如,針對已經風化的石雕,選擇可以加固疏松巖質的保護材料;對于已經殘損的石雕進行藝術性修復;為防止雨水沖刷風化前立壁,修建與景區環境相協調而又能有效保護石窟的窟檐建筑;另一個嚴重影響石雕保存的因素——凝結水的治理;作為長遠科研基礎條件的數字化自動監測系統的建立、計算機技術在石質文物保護方面的應用研究等。面對諸多復雜而迫切的問題,云岡石窟的保護工作人員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石窟的保護工作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