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山西大同云岡石窟考察時強調，“云岡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好云岡石窟，不僅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世界意義”。云岡石窟始建于1500多年前，是中外文化、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藝術與石刻藝術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藝術寶庫。

曇曜開窟與民族融合

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來自北涼的高僧曇曜主持開鑿云岡石窟。439年，北魏太武帝發兵涼州，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混亂局面，再次統一中國的北方地區。《魏書·釋老志》記載：“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于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像教彌增矣。”曇曜也隨著這次遷徙來到平城。北涼政權崇佛，為了達到“顧眄山宇可以終天”的效果，曾經于州南百里連崖綿亙，開鑿涼州瑞像。曇曜為北魏五帝開鑿的五座大像窟，延續的是涼州石窟的做法，這些大像給古人以強烈的視覺震撼。北魏酈道元在其名著《水經注》中記載云岡石窟“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

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北魏政權通過“令沙門輔導民俗”，在思想上起到了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如今可以在很多北魏時期的造像題記上，看到僧人引導民眾禮佛的場景，這些民眾通過信仰佛教的“邑社”被組織到一起，開窟造像，進而將血緣關系進一步發展為地緣關系，從而對當時民族的融合、社會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重構

1933年9月的一天，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等營造學社成員踏著泥濘來到云岡，幾天的考察讓他們興奮不已，他們看到了云岡石窟中存在的大量的外來文化因素，使得“中國藝術固有的血脈中，忽然滲雜旺而有力的外來影響”，“但觀其結果，在建筑上并未動搖中國基本結構。在雕刻上只強烈地觸動了中國雕刻藝術的新創造——其精神、氣魄、格調，根本保持著中國固有的”。他們眼中的云岡石窟在千百年來保持著獨立性，不曾被外來影響所動搖，這正是云岡石窟所蘊含的文化精神。

北魏時期集中了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建造的云岡石窟，在后人眼中，不再具有北魏王朝所倡導的價值。朱彝尊是清初的大儒，他曾經在大同居住，其間數次前往云岡，并寫有《云岡石佛記》，他雖然提到“凡客大同者，必游于是”，但他認為北魏開窟造像“自謂極天下之智慮，不知其陷于至愚也”，北魏用宗教求取社會共識的作用已經喪失。云岡石窟是先人給后代留下的藝術杰作，在當代社會具有新的多方面的價值。1961年，云岡石窟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云岡石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文化遺產的評選是根據遺產本身所具有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以六項價值標準進行綜合評估，符合其中的一項即可列為世界遺產，而云岡石窟符合其中的四項。

石窟寺具有多方面的現代價值。2020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我國石窟寺分布廣泛、規模宏大、體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畫、書法等藝術于一體，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審美追求、價值理念、文化精神。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事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事關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事關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具有重大意義。文化遺產是客觀的存在，但是，它的價值也需要進行新的建構，這種建構既是我們對于文化遺產的繼承，同時也是新時代的文化創造。

文化遺產的永續利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要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發展旅游要以保護為前提，不能過度商業化，讓旅游成為人們感悟中華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過程。”

對于云岡石窟的保護工程，從新中國成立后就開始進行。隨著2022年云岡第3窟的維修工程結束，云岡石窟的危巖體加固工程已全部完成，保護工作已轉向預防性保護、精細化維護和數字化保護。但自然風化、凍融、滲水等問題，加上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帶來的自然環境的改變，游客人數的增加，都使這座有著千年歷史的石窟面臨諸多保護上的問題。文化遺產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們要始終堅持在保護第一的基礎上，發揮好云岡石窟作為世界遺產的價值，實現好文化遺產代際之間的傳承。在保護中尤其需要發揮新質生產力的作用。云岡石窟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之后，云岡研究院就與高校合作，開展云岡石窟的數字化保護，目前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洞窟的數據采集，其中第13窟數字化重建與三維信息系統構建項目，突破了國內大型單體高浮雕石窟寺的整體洞窟高精度三維建模技術難題。已建成的“數字云岡”先進計算中心是國內文博系統首家基于文物數字資源的先進運算與數據儲存中心。數字化工作也為文化遺產價值的弘揚和傳承工作帶來新的方式，采用3D打印技術，云岡石窟開啟了行走世界的腳步，這種新的展示手段，可以更好地讓異地的觀眾體會云岡石窟“真容巨壯”的宏偉。

作者：杭侃，云岡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