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4日，大同云岡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一般的資訊和概念中，是長達1公里的洞窟和5萬余尊造像及各種附屬石刻進入了“世遺”，其實這次被遴選登錄的還包括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遺存，大凡去云岡石窟都看見過但基本上沒有感知，那就是建于明代的軍事防衛建筑——云岡堡。這一400多年前建造的軍用城堡，分作上下堡兩部分，下堡現僅剩一段殘垣位于洞窟前，而上堡雖損壞嚴重但主體尚存，就聳立在鑿刻云岡石窟的崖體頂端。

云岡石窟始開鑿于北魏和平初年（公元460年），比云岡堡的建造時間早一千多年，將兩者“打包”申報世遺是因為彼此歷經歷史演變，已經有了密切的關聯。實際上，云岡石窟中的“云岡”之名恰來自云岡堡，在此之前，這里龐大的石窟群及寺院或稱“武州山石窟寺”“靈巖寺石窟”，或籠統地叫“大佛寺”“石佛寺”等等，罕有今日人們熟知的名稱。

云岡石窟是禮拜神明、祈禱祥和的圣地，云岡堡卻是武裝對峙、刀光劍影的軍事要塞，兩者疊合，看似矛盾，實則有著充分的歷史合理性。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一、特定的歷史階段為開鑿石窟營造了相對穩定的空間。

在生產力落后的時代，生存條件貧瘠艱辛的北方游牧族群時常南下劫掠、攻占較之富庶的農耕民族家園。大同一帶在地理上恰處于農牧交界區域，莽莽群山又形成天然屏障，貫通兩地的各個要隘勢必扮演著這樣的角色-------戰時之“關”，和時之“口”。也就是說歷史每演繹到烽煙歲月，農耕區政權一方鎮守把關，或遣兵出擊，驅敵至大漠，或阻斷通途，拒敵于邊關之外；而和平年頭，“口徑”敞開，彼此往來，互通有無，這種情況在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時尤其如此，因為這時關口內外皆為同一統治者，如果在一定的時期內及較大的范圍里暫沒有強大的對手，這些關口一般不予重兵設防，這實際上正是武州山云岡石佛窟群得以順利創建的歷史大環境。

二、拓跋鮮卑的宗教信仰、治理需要和特殊的地理因素為石窟在要道上開鑿劃定方位。

云岡石窟的開創者北魏拓跋鮮卑，其統治疆域由北方牧區擴展至農耕地帶且挺進內地后，政治中心也從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一帶）遷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兩地間重要通道之一即是平城西郊群山夾峙下的武州山云岡峪（溝），這里因地質構造運動形成了一段斷崖式的“節點”山體——武州山麓，地質性質適宜雕鑿。崇佛的北魏政權便在這里開鑿佛教石窟并在崖頂建皇家宗廟，既體現濃烈的宗教意識和祭天的天然傳統，也彰顯出新、舊都城的承繼關系。由于這里距新都僅10多千米，北魏再度遷都河南洛陽前，歷代當政皇帝都在被封為“神山”的武州山舉行過大規模的祭拜儀式。

三、時局動蕩、戰爭頻仍、軍務先行導致處在軍事要道上的的宗教場所趨于式微。

拓跋鮮卑坐鎮內地以正統華夏政權面貌出現后，原生活在更靠北方的另一支游牧部族柔然人就取代了原來鮮卑人扮演的角色，接著騷擾已南下轉身的前游牧族群政權。如此中原與北方的“拉鋸”史劇此前此后總是頻頻上演，邊界地區各個大小關口的形勢自然也隨之由松而緊，武州山通道當然不會置身事外。因此自古以降，這里因地理原因陳兵布防是必然的，武州山周邊秦時即筑有長城就是例證。而戰事吃緊，對宗廟寺院的關注度就會降低，曾經極盛的石窟寺也就漸漸被冷落了。

時至明朝，歷史環境巨變，農牧族群在交界地帶嚴重對立成為常態，原先的便利通道又轉為軍事對壘的前線和要沖。為阻擋北方蒙古鐵騎侵擾，明帝國大力推行筑垣阻敵的政策，弘治年間在北部邊境沿長城防線陸續設立了“九邊”軍事重鎮并擴增了眾多軍用城堡。

云岡堡就是其中大同鎮下轄的72堡之一，初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介于武州山崖與武州川之間的地帶利用前人留下的廢棄古堡（“石佛寺堡”）加以重修增筑，這就是所謂的“下堡”（舊堡），后感到此堡“地形卑下”，未能掌控住制高點優勢，遂于16年后即萬歷二年（1574年）在斷崖之巔再建新堡，即上堡，并在上堡南垣至崖邊東西兩側筑形如“八”字的邊墻與下堡接應，形成一個較完備的封閉屯兵空間，西可策應左、右衛鎮，東可護大同城，進而屏衛京畿。

從歷史記載上看，云岡堡起到了威懾和防御作用，并成為明邊塞文化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建造過程卻帶來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上堡嚴重破壞和毀滅了原筑于崖頂上的北魏和遼金寺廟遺存，而下堡一度還將云岡石窟群一隔為三，阻斷了洞窟原本的連續與完整，破壞了云岡石佛寺院的大格局，軍備上的實用主義取代了文化訴求。當然，古人無法苛求，空間有限，時局恒變，歷史自有其慣性。

四、民族融合和御邊政策調整使軍堡失去軍事作用并走向衰弱。

滿清入關，大明傾覆，各大勢力的實力對比隨時間推移發生重大變化，漠南蒙古歸順，漠北蒙古已難成氣候，滿蒙之間落實為結盟關系，因明代“御虜無奇策”而興建的大量防御性軍用工事這時必然進入“關停并轉”的“歸并”結局。清初彩繪本《整飭大同左衛兵備道造完所屬各城堡圖說》形象地闡釋了清朝統治者在大同區域“整飭”明代遺留軍堡的舉措，圖中藍色的城堡為清廷保存沿用，黃色的城堡則被裁撤或廢棄。“云岡”兩堡屬后一種情況，其位置清晰地繪制在鑿有佛窟的山崖上下北南兩端。

包括云岡堡在內的眾多城堡棄軍轉民或任其堙滅已是大勢所趨，但由于云岡堡是直接建造在千年前開鑿的曠世石窟之上的，這注定要預示著這個軍用建筑物會與“雕飾奇偉、世法所稀”的佛教文化杰作聯手給后人留下反復咀嚼回味的篇章，盡管在一段時期里兩者都緘默沉寂了。

縱觀世界各大歷史文明之地，后來文化覆蓋前朝文化是常態，彼此疊加與交錯也屢見不鮮。大同原本就是典型的民族融合之地，云岡石窟是北魏文化的代表，但這里不僅有拓跋氏始創的一個“維度”，后朝的續刻、妝鑾、覆檐，無論如何終歸都有特定時期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其藝術成就，而明代御邊文化色彩濃厚的云岡堡雖與釋家造像無涉，但數百年來因與石窟零距離相伴，故不論怎樣都無法與云岡石窟的變遷史剝離開來。

五、云岡石窟自身的文化藝術內核決定了必然再度顯赫，同時引導人們重新審視云岡堡。

當云岡石窟上世紀初被“重新發現”時，因為史上并無確切固定的名稱，因此按慣例多以“地理方位+景物形象特征”的方式稱之。當時與石窟群同處一地、明建清棄的云岡堡以及守堡后人形成的同名村落是明顯的地理坐標，“云岡石窟”一詞也就順理成章為多數考察學者或記述者采用并公之于眾。若追溯更早的源頭，“云岡”之“云”除本意之外，也取自唐朝在這一帶設置的“云中郡”，“岡”系山丘之意。以“云岡”描述武州山麓斷崖相對高聳的地貌特征可產生顧名思義的生動聯想。云岡堡得名流傳，繼而又“分享”給云岡石窟，這不會只是一種偶然。詞匯的詞性也在變化中，“云岡石窟”中的“云岡”兩字在最初的學術資料中主要是起到偏正修辭作用的地理概念，但由于這里的佛教石窟群蘊含了空前強勁和深遠的文化內涵，“云岡”也就轉而一步步地成為代表中國佛教石窟雕鑿里程碑的專有文化名詞，其地理意義弱化，冠名淵源也不為多數人了解了。另外，因為“岡”與“崗”兩字音形義極為相近，所以“云岡石窟”還常常被誤做“云崗石窟”這樣不規范的表述形式。

云岡石窟業已展現新的活力，云岡堡這樣的古代軍史遺址卻隨著歲月流趟在加速老邁。如今唯余一截殘破土墻的下堡只能在上世紀初拍攝的照片中找到東堡門“迎曦門”的景象，至于其它堡門，如“懷遠門”（西門，門額石匾現保存在云岡石窟第七窟）則早無蹤影。上堡墻體滿目頹垣斷壁，包磚更不知去向，南墻堡門和與之相接連的圓形甕城堡門一樣豁口大開，岔分的八字連墻猶如飽經滄桑的老者伸展出兩條經脈暴突、干瘦嶙峋的胳臂，在無奈地述說往昔曾經的硝煙和戍邊人的艱難……

所幸，早期損壞了云岡石窟原貌的云岡堡，今朝卻得益于云岡石窟的護佑，躋身世界文化遺產之列。過去的并非都能輕易忘卻。

斜陽時分，鑿滿洞窟的千米崖壁和矗立崖頂的風化夯土墻泛出明艷的金色，分外耀眼，一時間，時空恍若翻轉，佛磬敲擊聲、僧侶吟誦聲和兵卒操演聲交織在一起，不知是歷史走近了我們，還是我們走進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