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1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岡石窟視察并作出重要指示。
這是云岡歷史上值得銘記的珍貴時刻。
時值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云岡石窟一周年，
云岡研究院策劃推出
“中國與世界：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云岡石窟一周年”系列特展
本次系列展覽分為中國與世界兩個部分，
聚焦云岡石窟的歷史文化意義、世界意義，繼往開來，
希望能夠推動文化遺產當代價值的闡釋與實現。
中國部分由四個主題展覽組成，均配以云岡石窟發掘所獲文物，通過考古與相關研究成果，復原了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記錄的“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這一云岡石窟恢宏景象，并使觀眾感受其中傳承千余年的燦爛歷史與文化。
世界部分由三個主題展覽組成，以圖片展的形式，通過世界范圍內動人心魄的文化遺產照片，向觀眾介紹和展示這些遺產地在研究、保護和利用等問題上取得的成果，在一個更廣泛的維度上來理解自我、展望未來。
本系列推送將逐一介紹七個主題展覽。
中國部分 展覽三
真容巨壯，世法所希——曇曜與大像窟開鑿
“真容巨壯，世法所希——曇曜與大像窟開鑿”聚焦于云岡石窟最早洞窟“曇曜五窟”。這五座大像窟整體布局嚴整，風格和諧統一，是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史的第一個巔峰，并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以巖石雕刻出的大型造像群，背后蘊含著北魏各民族對求同存異、多元共榮之路的探尋，意義深遠，堪稱典范。
展覽圍繞僧人曇曜的生平展開，分為“序：武州山月”、“ 涼州：修行半生”、“平城：匯聚與波瀾”、“靈巖：‘嶄’新開始”和“結語：洪流行舟”五個部分。展覽以歷史文獻串聯曇曜的一生，勾勒出時代背景和開窟往事，展出曇曜五窟發掘文物，配合當代插畫、雕塑裝置等，拉進觀眾與曇曜的時空距離，感受曇曜的人格魅力和北魏民族交流融合的宏闊歷史。
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的一個秋夜，月華升起映照在平城西郊的武州山 ，一位僧人正借著月色凝望五座宏偉莊嚴的大像窟。他正是云岡石窟的開創者，高僧曇曜。從家鄉遠涉涼州弘法，又遭逢北涼滅亡被帶到平城，歷北魏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四朝，正是時局最動蕩、文化沖突融合最劇烈的年代，期間滅佛與興佛更宛如大夢一場，還有眼前傾皇室之力開鑿仍需面對重重困難的石窟……但這一切，最終沒能阻止他完成心中的宏愿。在這個平和的夜晚，一生中歷史與自然所給予的重重考驗又浮現在他眼前。
涼州：修行半生
自漢武帝開通西域，將涼州納入版圖，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與西域陸路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轉站。西晉永嘉之亂后，中原陷入長期戰亂，地處西北隅的河西走廊反而成為一方凈土，“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粟特商旅帶來異域珍寶，西來的僧侶也在此駐錫傳法。
歷前涼張氏、后涼呂氏、北涼沮渠氏，百余年間河西地區佛學興旺，塔寺林立，因不同語言匯集，這里也成為了傳譯佛經的盛地。公元384年呂光攻下龜茲，平定西域，不但將龜茲高僧鳩摩羅什擄至涼州，還帶回“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印度佛教的石窟開鑿也經由新疆地區傳入河西走廊，今武威南部的天梯山石窟便是北涼國君沮渠蒙遜開鑿。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僧人曇曜也來到了涼州，走入了歷史記載。史書中并未記載曇曜是哪里人，但從他的社會關系和譯經活動來看，他很可能來自罽賓，在北涼沮渠牧健統治時期（433-439年）抵達涼州。他雖未留下畫像，但衣著應與當時的僧人無異，身著袒右或通肩袈裟，有一副和中原人不同的面孔。
▲炳靈寺169窟北壁后部法顯、道聰像，可由此想象曇曜的形象。169窟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墨書題記，是石窟中發現的最早紀年。他在涼州的事跡雖不可考，但《高僧傳》記載他“以禪業見稱”。自印度佛教初期，僧侶就通過禪定冥想，觀想生老病死等場景來斷絕心中的欲念，達到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后秦時期鳩摩羅什譯出一批禪經，禪觀實踐蔚然成風，涌現了一批著名禪僧，而十六國重視禪修、崇敬禪僧的風氣也對北朝影響深遠。對人世苦難的觀想、超越生死的了悟，大概正是曇曜在亂世中堅定信念前行的基礎。
河西不失為一生傳法譯經的歸宿，但歷史卻又將曇曜引上了更遠的征途。隨著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展疆土，陸續對北方的柔然、北燕、西方的大夏、西秦、北涼、吐谷渾等征伐。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滅北涼，“徙涼州民三萬余家于京師”，繁盛的北涼佛教也被帶到了平城。玄高、師賢、曇曜等高僧，應都是在此時一同來到了平城。沒有涼州佛教和石窟藝術，就不可能出現5世紀后半平城佛教的盛況。
從涼州歷盡艱辛來到平城，歷史在曇曜面前展開了更為豐富絢爛的畫面，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建設一個前所未有的王朝。宿白先生在《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一文中寫道，太武帝將南北戰場俘獲的人口、財務都集中到了平城附近，據保守估計，人口至少要在百萬人以上。并且還特別注意對人才、伎巧的搜求。傳統儒學的禮樂制度、江南的衣冠風流、北族的風俗習慣、西域的珍奇與新法式，一時齊聚平城，比河西的民族匯聚、文化繁榮更甚，正在形成“雜相揉亂”的北方新文化形態。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107號墓出土薩珊王朝磨花玻璃碗到底哪一條路能“求同存異”，熔煉出一個共同體的新文化面貌？在連續的文化碰撞中，曇曜所堅持的信仰道路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崔浩力主恢復五等爵制維護世族地位，與寇謙之聯合，推崇太武帝為“北方泰平真君”，使對佛教表示理解的太武帝迅速向道教傾倒，大規模鎮壓佛教，開啟了中國歷史上首次滅佛事件。禪學宗師玄高、慧崇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罹難，和他們一同來平城的曇曜處境自然也十分危險，但他卻不顧太子拓跋晃的勸阻，密持法服器物，“誓欲守死”，可以看到他內心的堅定。隨著滅法事態的蔓延，北魏各地寺毀經焚、僧侶還俗，此時的曇曜不會敢于暢想，十幾年后他將主持開鑿中國歷史上有史以來最龐大的皇家石窟工程。
滅佛并沒有終結北魏存在的各種沖突，一種能兼容并包的文化呼之欲出。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被誅，隨即太子拓跋晃與太武帝先后去世，興安元年（452年）拓跋晃十三歲的兒子拓跋濬在一片風雨飄搖中登基，即文成帝，兩個月后發布了復興佛教的詔書。在6年又7個月的滅佛之后，仿佛噩夢醒來，平城佛教迎來了意想不到的興盛期，也給了曇曜一個新的開始。早在道武帝時僧人法果曾言皇帝“即是當今如來”，佛教作為協調統治集團矛盾、融合各民族關系的一種方法被提出，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曲折被重新確立起來，而文成帝時期開始的大像、大寺建造工程，正是為了穩固這一方略，使北魏紛繁復雜的文化面貌呈現一統。
和平初年（460年）曇曜出任沙門統，擔當起了這一時代責任，不久他奏請文成帝于京城之西武州塞開鑿五座石窟，每窟雕鑿一尊60至70尺的巨大佛像，這是在眾多歷史因素的基礎上，前所未有的石窟開鑿工程。
▲北魏一尺約今25厘米，曇曜五窟最高主尊是19窟正壁坐佛，高16.8米。云岡石質屬侏羅紀砂巖，較為松軟，同時在曇曜五窟開鑿區域內可見易受風化的泥巖帶，嚴重影響了雕刻。曇曜帶領工匠們研究了一整套開窟和補救的方法，最終五窟建成。金代曹衍所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稱：“慮不遠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傳永世，且物之堅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與天地而同久。”
▲第20窟主尊胸部橫貫軟弱巖層，第20窟窟門及西壁立佛可能在完成后不久即坍塌
▲北魏時期蓮花缽，用云岡砂巖制成，1992年云岡石窟曇曜五窟窟前遺址出土
《魏書》載獻文帝皇興元年（467年）行幸武州山石窟寺，這是正史中對北魏皇帝游幸云岡的首次記錄，或可以視作曇曜五窟基本建成的標志。道武帝以來便有“皇帝即如來”思想，文成帝曾在平城五級大寺中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因此曇曜五窟也被認為象征五位北魏帝王，承載著北魏王朝從離散部落、統一北方到民族融合的歷史。
與龜茲十幾米高的泥塑造像不同，曇曜五窟是世界上最早以巖石雕刻出的大型造像群，而其最終成型是在一路傳來過程中多元文化的選擇、融合。石窟在龜茲、北涼發展出塔廟窟、大像窟，曇曜五窟則因地制宜，形成了平面呈馬蹄形的大像窟。造像主題繼承了河西的三世佛、交腳彌勒、千佛等，飛天形態改良，供養人形象極大豐富。在風格上犍陀羅、笈多風格交融，開鑿較晚的16窟已露出太和以后的褒衣博帶風貌。
在開窟造像之外，曇曜組織過兩次大規模的譯經活動，希望佛法“流通后世意存無絕”。他的卒年不可考，但從僅有的文獻看，太和十年后便再沒有關于他的記載了，曇曜也自此消失于歷史中。但對歷史、對信仰、對形形色色眾生都有很好理解的曇曜，把他的信念、慈悲、理解、愿望永遠鐫刻在了這里——佛法沐浴之下，眾生平和喜悅，彼此理解和欣賞，交融共處，美滿祥和。在這其中是否有曇曜的形象呢？
▲北魏時期弟子頭像，1992年云岡石窟第20窟窟前遺址采集
十六國北朝時代戰禍連綿，民生多艱，人間的苦難和生死一幕幕上演，個人就像被狂風裹挾行舟于歷史的洪流中，難以掌握自身的命運。因而生命的意義、解脫痛苦的方法成為了這個時代中人們共同探求的主題。在這迷航中，曇曜以始終如一的信念駕馭著小舟，在波譎云詭的人生際遇中，完成了自己的求索。多年后，胡太后在洛陽建造了九級永寧寺木塔，工程僅用了三年時間，是當時最高大壯麗的木構建筑，但十八年后便在北魏末年的風雨飄搖中焚毀了。而曇曜主持開鑿的佛像卻俯瞰著歷史煙云、蕓蕓眾生直到如今。歷朝歷代每一個經過石窟的人，都會被它的宏偉、堅定、悲憫、永恒所觸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