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秋，我屬于山西，屬于大同，更屬于云岡，就此與云岡結下了不解之緣。

山西大同云岡石窟，位于大同市城西16公里處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東西綿延約1公里，除許多較小的佛龕以外，主要洞窟45個。興建于公元五世紀中葉，北魏時代。現存造像51000余尊。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形象生動感人，石窟氣勢宏偉，頗具“皇家風范”。造像數量之多，藝術之精湛，堪稱當時世界美術雕刻最高水平。山西大同云岡石窟與甘肅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同為我國三大佛教石窟藝術寶庫，并先后被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也許人們不太相信這樣一個事實，我在敦煌莫高窟從事文物攝影工作近30年，因公務事由，曾先后朝圣了克孜爾、庫木吐拉、柏孜克里克、天梯山、馬蹄寺、龍門、大足等知名大小石窟十余處，卻從未到過大同，更未到過云岡石窟。這種愿望在心中形成了一個長久的期待。何時能去看看云岡石窟的藝術精品？似乎成為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有趣的是，世事真難預料。也許是天意，更應是佛緣，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圓了這個期待已久的夢。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我的事業與云岡石窟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那就是用我的相機鏡頭去描繪一個我心中的視覺云岡……

5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突然接到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中國文聯副主席、著名藝術大師馮驥才先生的電話，他說：“吳健，有個攝影項目你接不接？”我問：“是什么項目？”馮老師說：“想請你抽個時間拍云岡石窟，要出版兩本大型精美的畫冊。”我一聽喜出望外，不假思索地就說：“沒問題，我非常愿意。”最后馮老師說：“計劃在6月20日左右在大同召開編委會，你不光是攝影師，還是編委，到時，請你來參加會議。”6月21日，我參加了在山西大同召開的“新云岡計劃——建造中國雕塑之都大同”會議，由于馮驥才先生大力舉薦，我很榮幸地成為大同新云岡計劃指導委員會的委員，并擔任《云岡石窟藝術》畫冊的編委和總攝影。可以這樣說，馮先生對我充滿了信任。

那時，我對云岡石窟還是陌生的、好奇的。6月22日，我隨與會代表們一起參觀云岡石窟，當我第一眼看見云岡石窟時，我被云岡石窟的巨大氣勢和精湛的雕刻藝術震憾了，也茫然了，甚至目瞪口呆，幾乎每個洞窟都很高大陡峭，好像仰首望斷脖頸，也看不到建造雕刻在窟內高處的佛龕及造像。我驚嘆，古代藝術工匠的鬼斧神工，太神奇了！我郁悶，如此高置的佛造像，如此狹窄的空間如何拍攝啊？太難了，太難了……

在這樣的環境中，能用相機拍下來就很不錯了，還談什么角度？什么光影？什么鏡頭語言？此時，我有些擔心和失望了，但我最擔心的是有負馮驥才先生及諸君的厚望啊！會議結束后，我迫不及待地又進入石窟。在張焯院長和游客中心的趙昆雨精心安排下，我又仔仔細細一個一個窟地去看、去觀察、去思索，畢竟在敦煌工作許多年了，對石窟的形制、內容、形式和藝術特征理解起來比較容易。再結合本專業——石窟攝影，腦海中逐漸形成了一個云岡石窟拍攝計劃的雛形。此時的我，比起幾天前第一次看到云岡石窟，心里平靜了許多。開始考慮下一步如何具體實施這一龐大的攝影計劃……

回到敦煌后，夜以繼日用了近30天的時間，潛心查閱了有關云岡石窟的出版物，如日本著名攝影家羽館易30年代拍攝的《云岡石窟》黑白攝影畫冊、《中國石窟?云岡石窟》上下兩本畫冊，《中國美術全集?云岡石窟》畫冊等大型出版物，仔細研究了每個畫面的得與失，如角度的選擇、光影的運用，色彩的處理、畫面的布局等藝術視覺元素。同時，將敦煌石窟攝影的藝術特征和風格以及我對佛教美術的獨特理念融合在了一起。于是，云岡石窟新的攝影方案開始成熟起來。

赴云岡拍攝工作得到了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紀新民書記、王旭東副院長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樊院長親自在大同市人民政府公函上簽字同意。隨即準備必備的攝影設備、相關器材、感光器材等。我的攝影團隊共4人，除我之外，其他3位均為20多歲的年輕人，有攝影助手丁小勝，計算機圖像處理王江子和路育成。一切準備就緒。7月20日由敦煌出發，經河西、蘭州、銀川、包頭、呼和浩特等地，7月22日到達云岡石窟。經過兩天的休整和各項準備工作，7月24日下午，正式開始拍攝云岡石窟第1窟。由此，云岡石窟的攝影工作全面展開了。

云岡石窟，題材除主尊大佛、菩薩以外，最多的題材還有交腳彌勒菩薩、釋迦多寶并坐佛、飛天、伎樂、裝飾紋樣等雕刻作品，數量之多，數不勝數。

石窟攝影，旨在立意，貴在創新，除宗教造像儀軌和特定的內涵以外，必須追求一個規則，一種秩序，一種神秘，一種形式美。根據石窟造像的特點，用鏡頭語言的表述比文字語言的表述更真切、更震撼、更感染人。它包含了更多難以口述的東西，只有用心才能感受到。我的云岡攝影工作一開始就要求自己緊緊圍繞“新云岡計劃”，突出一個“新”字，就是打破陳規，超越自我，大膽地去認知、感悟、探索、創新，這個過程還伴隨著冒險和無畏，這是一種精神。

作為《云岡石窟藝術》畫冊主編的丁明夷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也是一個“老云岡”。起初，當請他做主編時，丁先生不以為然，認為日本人拍了八年，出了十六本書，這些年又 出了很多書，有必要再出嗎？能超越前者嗎？帶著滿腹疑慮，他不情愿接這個差事。但是，當他聽馮驥才先生說：“我把吳健從敦煌請來拍云岡石窟了。”丁先生即刻改變了主意，他欣然答應了，因為他認識我，也了解我對敦煌石窟的拍攝作品。在我拍到第7窟時，丁先生專門從北京來到云岡，要求看看我已拍的云岡石窟圖片，當他看完幾十幅作品后，老人家激動了，連連說“出彩了“，“比我想象的還要好”，“這就是新云岡“等贊嘆話語。這不由令我想起，6月22日在大同開完編委會分手時，丁先生用一種非常懇切的目光對我說：“你肯定能拍好，要超過日本人。”我說：“丁先生，我不想超越任何人，我只能盡最大努力超越我自己。”因為在每個時期，每位攝影家都為云岡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也將無數的藝術靈性、智慧和情感傾注在了石窟的每一角落，每一尊造像上，在許多方面，我應該向他們學習。雖說我在敦煌從事石窟攝影多年，但對云岡石窟還是陌生的，云岡與敦煌雖說都是大石窟遺址群，但存在很多的差異，相比之下，云岡的攝影難度要大得多，因為云岡石窟以雕塑而著稱，是一個立體的佛國世界啊！云岡的攝影，馮先生在期待著，丁先生在期待著，其實我也在期待著，但就此時，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的確，壓力太大了……

什么是云岡？何謂皇家風范？我總結為八個字：高大、華麗、氣勢、密集。

美的東西，是人人都喜歡去表現的。一般的甚至任何美感都沒有的對象，你想拍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種種人為與客觀原因，云岡石窟許多造像風化嚴重，殘存不全。如佛塔、佛像、飛天、力士等，也許人們并不看好它們，但在我看來，如果運用好了攝影的語言，如疏與密、明與暗、大與小、冷與暖、虛與實等諸多手法。它們也就顯靈了，這是一種難得的藝術“殘缺美”啊。這種實例舉不勝舉。攝影藝術就是去尋找美、發現美、塑造美。為了拍好一個對象，必須去尋求每一個角度，甚至是人想不到的地方，也許這樣仔細、反復尋找，你的角度才會是新穎的，視角上才能夠創新。

云岡石窟不僅偉大，而且高大，幾乎每個窟主尊造像都比較巨大。與樂山大佛、敦煌莫高窟第96窟、第130窟大佛相比，絕對高度則顯得更加凸顯。當我攀上9米高的腳手架時，舉頭望去，距窟內最高處的造像仍有7~8米，我仍在仰視。由于腳手架在石窟內搭建高度限制原因，只能“望佛興嘆”就此拍攝了。這樣的情況，在云岡大型的洞窟拍攝時都有，常常遺憾……

云岡石窟的雕刻作品，具有濃郁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氣息，犍陀羅、秣陀羅兩種藝術風格并存。相比之下，我更喜歡犍陀羅風格的雕刻作品，因為這種風格的雕刻作品，更加逼真、細膩、圓潤、準確、親切而感人。由于人們平日習慣的觀賞角度或一些攝影師的拍攝角度太接近正視、仰視，使得許多濃郁“犍陀羅”風格的飛天變成了淺浮雕，若換個角度，其視角效果大相徑庭，實際他們的軀體雖說是淺浮雕往往向后隱去，而其頭部則近似圓雕，十分圓潤，屬于高浮雕作品，除優美的動感姿態外，面部表情也十分有趣。因此，攝影家的觀察力是尤為重要的。主尊大佛在塑造時，身體及頭部微微前傾，藝術工匠們在整體造型上有意加大了佛頭的比例，使朝圣者瞻仰時與向下微傾的佛像目光容易對接，相互碰憧，產生一種人性化的共鳴。所以，拍攝大佛的正面，平視的角度往往是不理想的，是無法表達出佛像內在的、精神的、個性的、美感的一面。理想的角度還是符合人的瞻仰角度，但角度不能太仰，因為人的眼睛是雙目、立體的、透視感較小，而照相機的鏡頭只是一只眼，二維的，特別是廣角鏡頭，視角大透視也很大，故而拍攝角度比人們觀賞角度往往要高出許多。其實，云岡石窟的許多佛像表情都在微笑，只是你找準角度，把握好用光，他們的內在生命力就顯現出來了，給人一種格外的親切感，菩薩的表情就更不用說了。

明窗拱門是云岡石窟每個洞窟的“門面”，更是一個洞窟真正意義上的“窗口”。從某種角度來講，我認為云岡石窟的明窗和拱門上的雕塑作品技藝水平是最高的，只是拱門太接近地面，風化殘缺嚴重，大多數明窗上的雕刻作品基本保存完好，這個情況對我拍攝來說既有吸引力，也有挑戰性，無論明窗有多高，有多陡，有多窄，我都力爭攀上去逐一拍攝，但這里的角度太有限了，補光也太艱難了，因為攝影師的危險系數太高了（如第7窟、第8窟的明窗）。

云岡石窟的攝影，不僅是追求和解決一個高度、一個角度，還需要力求表現一種意境、一種氛圍、一種內涵、一種韻味。

早期建造的曇曜五窟，主尊造像是以北魏帝王為藍本和范本而建造的，這五尊大像造型夸大了身軀體魄，厚重雄健，人物造型比例適中，由于空間狹窄，佛的形體十分高大，自下仰去，高聳無比，佛身體尤顯巨大，而頭部則顯得過小，盡管攝影機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拍攝到的佛像比例感覺仍不協調，這是由于在修建造像時，更多地考慮了政治、民族、宗教等因素，并沒有顧忌到日后人們的鑒賞目的。在塑造時，佛像過于挺拔，沒有加大頭部比例和身樞的前傾角度，好像與人的目光無法對接。因此，這幾尊佛像除高大以外，藝術造詣似乎不是太高，顯得不甚優美。而第20窟的坐佛，之所以它能成為云岡石窟的象征、代表作，因為它已是露天大佛，人們可以在一定的距離內去欣賞，從而縮小了視覺上的透視和差異。如果這個洞窟南壁不坍塌，佛像仍在洞窟中，那就是另一種效果了。

在云岡，最苦惱的拍攝對象是包了泥的佛像，因為包了泥巴又刷白的雕塑已失去了原始造像的棱角和線條，尤其是多年的煤灰沉積在雕塑身上、頭上、臉上，像苔蘚一樣牢固，看上去雕塑很“臟”，無論怎樣拍，直觀效果都不理想，遺憾之至！

在云岡拍攝期間，我不僅僅是一名攝影師，也是一位清潔工。幾乎每個洞窟的雕像身上都覆蓋和堆積了多年塵土，有時厚達5~6米。這些塵土使精美的雕刻作品“蒙塵”，讓他們失去了色彩、光澤線條和往日的輝煌，如同出土文物一般。如果你像游人一樣匆匆走過，或從上往下看似乎感覺有些不適，因為這些塵土躲避在雕像的上面，而從攝影的角度來看，就大煞風景了，你的創作激情也都會大打折扣了……

為了能拍好一幅比較理想的雕塑作品，每次在拍攝前或拍攝過程中，都要對被攝雕像進行除塵。剎那間，洞窟內彌漫塵土煤灰。出了洞窟再看我們就像剛從煤窯里出來的一樣，身上、臉上又是白的，又是黑的，可大伙都風趣地說這是北魏的……疲憊的身軀倚靠在窟前的立柱下，或席地而坐在窟前的臺階上，渾身塵土，顏面蒙灰，極其狼狽不堪。有好奇的游客從身邊走過，投來一種詫異鄙視的目光，有人對曰：“唉，這是民工在維修吧？不對，是打掃衛生的。”

從云岡駐地到窟區，途經一段崖體，上面布滿了小龕，但都已千瘡百孔，里面的造像早已風化雨蝕，面目全非了，留下的只可辨認出一具具的殘骸軀體。每過這段路時，似乎這些殘骸遺存佛像在目送我遠去。這些殘窟殘像，與精彩的石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這些風化無幾的殘存佛龕映入眼簾時，我內心被刺痛，在流血。一天，突降傾盆大雨，還夾雜著豆大的冰雹，許多游客本能般地急速躲在窟前廊檐下，我與他們一起滯留在這里，雨越下越大，像瀑布一般。突然，我的目光穿梭了飛流的水簾，在幽暗的殘窟中，再次依稀看到了龕內的佛像殘骸，似乎它們向人們傾訴著什么，是在哭泣嗎？對，它們在流淚，這場大雨就是它們的眼淚呀。此時的我，心情更加沉重，一種責任感涌上心頭。為保護好、拍攝好世界遺產——云岡石窟珍貴的佛教雕刻藝術品，是自己義不容辭的使命，值得！

每日無數次攀登高9米多的三角鐵架，手指、腳趾、膝關節酸痛不已，一旦坐下小憩，想再站起來都不太容易，渾身像組裝的一樣，只有依靠外力的攙扶，才能勉強站立起來。然而，咬咬牙又走向了鐵腳手架子。

常言道“聞雞起舞，而我們則是聽見了景區內樹上的麻雀唧唧喳喳的叫聲。噢，天亮了，拍攝工作方才結束，收工回去以后可以入睡了。每天如此。

攝影人總喜歡用黑白照片來表現歷史，因為黑白的特殊影調可以推遠歷史時空。每天從洞窟結束拍攝回到宿舍，檢查完當天拍攝的圖片后，將喜歡的彩色圖像在電腦屏幕上變成黑白片，可以感受到內容以外的東西，如影調、層次、光線、時空感，或者什么？這一通變來變去，由彩色到黑白，再由黑白到彩色，你一句，他一句地還在評析，這時，麻雀又叫了，天又亮了。

在云岡夏季的夜間拍攝最苦惱的就是被蚊蟲叮咬了。當燈光一打開，成千上萬的飛蛾撲向了燈和我們，飛蛾永遠是愚昧的，瞬間撲燈自焚，而蚊子卻悄然叮住了我外露的肌體，防不勝防。十幾天來，我們的年輕人江子喜歡卷起褲腳干活，結果上下被咬了個透，密密麻麻，真是體無完膚了。再看我，兩只外露的手臂，幾乎被蚊蟲咬了個遍，一個個小紅疙瘩布滿了雙臂。聽云岡的同志說這是一種又黑又小的本地蚊子，十分厲害，且毒性很大，被咬之后幾天內是不會好的，怪不得我的兩只胳膊一摸真像“狼牙棒”似的，疼癢難忍……

江子和小路是做計算機工作的，但在此次的云岡拍攝工作中，我教會了他們如何布光，反光。從此，他們擔負了洞窟最高處打燈布光的工作。小勝戲稱他們為燈爺。“燈爺”這項工作十分重要，是攝影工作的基礎，有時他們站在高低不平、空間狹窄，高達10多米的明窗上面，按照我的要求，將3米長的燈桿高高舉起，紋絲不動，一舉就是2~3小時。而每當看到拍攝的照片時，他們似乎早已忘卻了當時布光時的艱辛和險情了。小勝是攝影助手，高大有力，憨厚誠實，這次隨我來云岡拍攝對他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學習實踐機會，每天像上足的發條忙個不停，安裝機器、搬運器材、洞內除塵，眼中的確有“活”。每次我問他累不累，小勝憨笑一下，說不累，回頭睡一覺就好了。

攝影工作進行到第8窟時，大家因身體透支都已經深感疲憊了，三個年輕人時常無精打采，突然間，好像失去了以往的活力。的確，掐指算來，已在云岡工作二十幾天了，夜以繼日，連軸轉的工作方式，肯定會使每一個人都吃不消的，其實我也是在硬撐著呢。因為進入“五華窟”，幾乎屬于露天石窟，白天太陽會直射洞窟，形成明暗強烈的反差對比，加上正值旅游高峰，游客的涌入與干擾，工作時間只能安排在每天下午6點以后進行。自此，幾乎一干就到次日凌晨4~5點，通常回到市內酒店，天已亮了。但即便如此，每個人仍不能休息，稍加小憩，小路就開始將每天拍攝的所有數字圖像轉入電腦并進行存儲。同時，我也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就是要把當天所拍的石窟內容憑腦中回憶記錄下來，每天如此，無論多晚多累都需堅持，這也是常年養成的習慣。數據存儲完以后，小路將電腦搬入我的房間 ,小勝、江子和我四人又開始一幅一幅地認真觀看，當看到精彩的圖片時，大家興奮起來，一點睡意也沒有。看到這種情況我非常感動，也很欣賞這三位敬業的年輕人，我半開玩笑地說90分鐘的足球賽，球員最艱難的是第65~75分鐘，如果能咬牙堅持，能及時把體力不支的狀態調整合適，就可以等待最終勝利的哨聲了，而我們現在的攝影工作如同一場正在比賽中的足球，時段已到了第70分鐘，大家都己疲憊不堪，體力不支，但我們已經沒有退路，更沒有替補，而且必須要贏下這場球，只有咬牙堅持，很快就能聽到終場勝利的哨聲。說到這里，三位年輕人表示理解和贊同。

為了做好云岡的攝影工作，云岡石窟研究院張焯院長專門安排了八個民工協助，其中馬師傅等五人白天在洞窟外圍搭通往明窗的鋼管腳手架，以范謙師博為首的三位隨我的團隊做攝影協助工作，如搬設備、接電線、抬三角鐵架子、搭木板、遞東西等，盡管只有三個人，但陣容老在變。只有老范一人沒變，其他兩人都覺得這活太累，工作時間太長，掙錢太少都不干了。但是，時間過了十余天拍到第6窟時，老范被我感動了。確切地說，被我對云岡石窟一片摯愛感動了，他看到我攀高爬低，拼命不停地忘我工作，老范深情地對我說：“吳老師，您辛苦了，太累了，你在為大同人民做事情，你是在積功德，不管別人干不干，不管掙錢多少，我老范都要陪吳老師把攝影工作干完！”質樸的話語，真情的流露，我的心熱了。老范是一個樸實無華的人，一個真實的大同人！后來大家互相離不開了，一旦有事年輕人都喊“范師傅”，因為老范最勤快、最干練。我們都會永遠記住你，范謙師博！

拍攝第15窟的那個夜晚，天降細雨，包括三位工人師博一共7人，都擠進了這個洞窟。該窟雕刻的千佛密密麻麻布滿了四壁，因而有千佛窟之稱。在東西兩壁下方各有佛龕，只是塵土堆積太厚，幾乎無法辨認雕像面目。于是，開始清掃佛像身上的灰塵，半小時以后塵埃落定，可以拍攝了。當燈光投向西壁佛龕時，龕楣上的幾個小小的雕刻飛天好像動了起來，姿態非常優美，連老范都在贊嘆：“吳老師您的燈一照，這些飛天看起來真好!”我說是的，范師博也說大部分人到了云岡石窟，只關注第20窟大佛的高大，第6窟的華麗造像等知名作品，而這些小的造像往往會被人遺忘和冷落，但他們是石窟中重要的內容和組成部分，我應該把這些題材拍好！也許云岡的雕塑太多太多了，選入鏡頭中的我認為就是最好的。我又對老范說：“范師博，云岡石窟是你們大同的驕傲呀！”老范連連說:“是，是，是。”為了拍攝第15窟的形制，需要從洞窟外補光，小勝、江子分別在細雨中支起一盞燈，他們怕燈具被雨水淋壞了，便各自拿了一塊紙板遮在了燈具上方，而他們卻悄然佇立在雨中，等拍完一組鏡頭以后，他倆渾身都濕透了。

在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長河中，有多少藝術匠師們營造的佛教石窟藝術，創造了世界上一個偉大的奇跡，令后人享用不盡。

終干拍攝到石窟西部“唱晚區”了，心情十分沉重。拍攝重點工作是去尋找窟中美的身影，但十分困難，并非西區石窟不好，而是風化損壞太嚴重了，有個別好的雕刻作品，也是鳳毛麟角，我力求我的作品不要“唱晚”，極力用攝影鏡頭語言去尋找，再現西區往日的輝煌。盡管有的雕刻已殘缺不全，但也有相對完整的雕刻局部藝術造詣很高，觸動了我的心靈的雕刻，我都會認真、仔細地去拍好它，畢竟殘缺美也是美呀！

第39窟，內有五層方塔，是該窟的主體建筑。當拍完這座塔柱時，我的云岡拍攝工作就基本結束了，非常有趣的是7月24日我拍云岡的第1張照片是第1窟的佛塔，而8月29日我拍的云岡最后一張照片仍然是佛塔，難道這是巧合嗎？常人道：修塔造像功德無量，那么我這個拍塔之人，是不是多少也有點功德呢？

云岡石窟的拍攝工作終于結束了。僅僅一個月的攝影時間，不可思議，簡直是一個神話，但我愿意做一個創造神話的人。

也許有的讀者看到我拍的云岡石窟攝影作品時，會提出一些異議，如這個角度再遠一點，再高一些，再偏一點，再正一點，或再……一點，作為作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殊不知往往為了拍好，甚至能拍到一尊佛像，在10多米的高處上演雜技，一只腳站在鐵架上，另一只腳及半個身子都懸空了，稍不留神就有掉下去的危險。一句話，盡力了，一切都達到了極限：角度、景別、高度、鏡頭與我。可是拍攝云岡石窟除對石窟藝術的認知、精湛的技藝、創作的激情以外，還必須富有冒險精神，這也是非常人可為的。這不是危言聳聽，在拍攝工作期間，幾乎每天都會玩雜技，有時像蜘蛛俠一樣，拍完可心圖片以后往往隱隱感到后怕。正如日本人長廣敏雄在他的《云岡日記》中寫道“當年他的工作組最重要的就是攝影工作”。至今，我真的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了。

“靈巖之美，千古絕唱。”云岡的攝影工作雖說結束了，但這段經歷為我整個人生增添了濃重的一筆，有許多的認知，許多的收獲，許多的驚奇，許多的遺憾，更有許多的感悟。

除了感悟，就是感謝。首先非常感謝馮驥才先生的舉薦，使我有生之年拍攝著名的云岡石窟，使自己的事業之路可以拓展和延伸；感謝云岡石窟研究院張悼院長等領導及朋友，在生活和工作上給予我們細致入微的關心和幫助；感謝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紀新民書記、王旭東副院長，以及數字中心同事的幫助與支持。總之，要感謝的人還很多很多。在此，一并致謝。

8月30日離開云岡是一個有紀念意義的日子。臨走時，我專門又去第19窟、第18窟、第16窟、第20窟，仿佛在話別。看到一尊尊熟悉的佛像備感親切，轉身離去時，能隱隱感覺到它們的目光集中注視在我遠去的背影之上。